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派“主动的受众”研究之缘起

据悉，西方专业化的受众研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秉承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究其原因，正如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研究活动的资金来源、关注内容、服务对象和研究方法，无一不承担着再生产“行政化”“经验化”受众研究活动的角色，这也正是美国传播研究主导下国际传播研究的主导力量。

然而，英国伯明翰大学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诸如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人的带领下，以其丰硕的成果充实着受众研究的领域，“受众”在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视野中承担重要的角色。

它批判的立场、斗争的视野、文化的取向以及作为大众利益的代言人，是与社会思潮变革以及诸位文化研究学者的个人、学术背景难以割离的。

然而，在那般崇尚精英文化的英国，为何会兴起如此声势浩大的通俗文化的受众研究活动呢？

一、英国文化主义的困境——定位于“精英受众”

英国拥有着传统的精英文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相似，英国精英文化传统的支持者如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以及 F.R.利维斯等，认为文化的内涵在于其精神性、心灵性，其最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

他们严正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所带来的文明，认为其是现代工业社会下批量化、同一化、平庸化的文化产品，将导致“崇高的人性”之消怠，认为应该抵制大众文化，保持精英特色。

即使如此，从“二战”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社会经济復苏、商业发展，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革。

社会文化主流从精英取向的文学转向通俗大众化的流行音乐、广播电视、电影、通俗小说等。

通俗文化在英国社会迅速蔓延，滋生精英主义文化的沃土被不断活跃的大众潮所掩埋。

此时再强调定位于高端受众的经典文学已显得抱陈守旧、不合时宜，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偏颇其一则必有失理性。英国传统的文化主义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困境地。

二、伯明翰学派“受众观”的转向——讴歌大众

在面对上述这样一个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博弈的时代，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创建伊始的文学转向文化，再到通俗文化，完成了文化研究的演变歷程，突破了英国文化主义面临的困境。

根据杨东篱的总结，这样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突破文化主义的文学观念，从客观的角度平等考察两种文化；

更新了文化主义对文学的评价，认为每个地域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感觉结构”，当代最适合承载社会“感觉结构”的文化应该是电影、广播、电视节目、流行音乐、报刊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文学；

更新了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採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将大众作为通俗文化产生和消费的重要源泉，将文化意义的产生和阐释作为一个动态的权力“场域”来看待，而大众通俗文化就是受众反抗霸权的方式，他们将目光从精英受众身上转移，不断讴歌通俗文化的存在和大众文化的再现。

伯明翰学派的“受众观”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变化，除了突破精英文化主义的研究困境这一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之外，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不无关系，诸位文化研究学者的工人阶级背景则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文化研究受众观的实际取向和成果。

1、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伯明翰学派的受众观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把人道主义和民主和平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把追求人类幸福和美好理想作为其目的，基于经验主义的现实研究和理性分析为其主要研究方法，解决人的现实困境是其关注焦点。

伯明翰学派所主导的文化唯物主义突出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反对经济决定论，凸显文化和文化主体的作用。

在伯明翰学派学者看来，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才最能体现当代文化的本质，尤其强调人民大众、工人阶级在文化创造、阐释和消费中的作用。这使得伯明翰学派学者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2、伯明翰学派学者的个人背景

学者的人生阅歷影响着他所钻研的方向和愿意为之代言的利益团体，因此，了解主要学者们的人生经歷对于理解伯明翰学派“受众观”的转变具有一定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于1932年出生在牙买加，是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

他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曾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主任，《新左翼评论》第一任主编。

根据霍尔在2010年发表于《新左翼评论》1-2月刊的文章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中对自己个人经历的介绍，他1951年获得罗氏奖学金，直接从牙买加来到牛津，因此，“我的政治观主要是‘反帝国主义’的”。

霍尔在求学期间已读过马克思的着作并受其影响，并在后来频繁地与牛津左翼接触、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举行的辩论。

雷蒙·威廉斯，1921年出生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家庭，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雷蒙·威廉斯广泛研究过艺术、政治、传媒、哲学、歷史等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尤其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理查德·霍加特，1918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城市裡兹，八岁时成为孤儿，与祖母、姑姑、叔叔和堂哥生活在坐落于城市中心南部的汉斯利特，这是一个曾经繁华的工人阶级街区。

与其他在英格兰北部城市裡的工人阶级一样，他的童年生活经济困苦、勉强度日。霍加特后来对工人阶级生活，尤其是其文化习惯、风俗有着浓厚兴趣。

实际上，多数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与工人阶级有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裹挟着学者们所亲身经歷的工人生活，让他们更加清楚地审视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对底层人民的麻醉和利用。

从学术理论上抛开“刺激-反应”模式去探讨“主动的受众”，可以看作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麻木的底层群众的警醒和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挑战。

因此，在旧有的英国文化主义的母体中逐渐孕育出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这样全新的、革命性的文化理论和受众观点。

3、伯明翰学派学者“受众观”的主要观点

霍尔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之后，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入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传媒影响之下的受众弱势的大众。

实际上，霍尔及其同事们注意到，大众传媒并不能实现“刺激-反应”式的预期效果，受众在面对海量的传媒信息的时候，会产生多样的信息解读方式。

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霍尔提出了着名的“编码-解码”模式，即对抗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霸权式解读。

三种媒介信息解读方式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媒体-受众关系。霍尔坚持“主动的受众观”，认为受众具有相当的能动性。

在霍尔之后，大卫·莫利、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多诺西·霍布森开展了一系列受众研究。

他们借用民族志方法，深入受众群中进行深访和调研，并借鉴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方法，来试图阐明特定的媒介内容是如何被受众所解读和接受的。

通过研究，莫利等人发现，阶级、种族、性别、年龄、职业等多种因素都对受众解读媒介信息产生影响，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同时是一个“生产意义”的过程。

据约翰·费斯克“两种经济”的观点，受众在收看电视的时候，也被作为产品被打包出售给广告商，这类似于达拉斯·斯密塞所言的“受众商品论”，此为金融经济；

另外，受众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依据自己的阶级、收入、职业、性别、种族等特点，对电视节目做出自己的阐释，由此生产出极具个人特征的意义，受众在这裡既是意义的生产者亦是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感与满足，此为文化经济。

在费斯克看来，受众能够抵抗住媒介中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意识，并且还能在此基础上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享受快感——这个享受在费斯克看来，是来源于受众自己规避和反抗霸权的结果。

纵观上述学者的观点可知，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实现了“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观念的转变，受众的角色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这无疑对偏重于定量化、经验化和行政化研究的传统受众研究成果是一个重大的补充丰富。

伯明翰文化研究学者们大胆地突破桎梏去探讨主动的受众角色，甚至认为受众有着自我创造和消费意义的能力。

据此，笔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子传媒技术不断完善的今日，受众的解构能力空前，那么，“受众”这一传播过程中的角色是否还将存在？

抑或将成为另一种迥异于传统特征的新型电子媒介受众？又该如何恰当度量、研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解构中，“作者已死”，“受众”的命运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