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国外高等教育 变革新时代下的大学之道
现代的大学自从在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变化——或者说进化，以便更好地生存、发展下去。
在11世纪，欧洲出现第一批大学时，大学的任务就是教学（传递知识）和学术（研究学问）。
但到了19世纪，欧美的大学开始重视科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大学不仅仅是教育和研究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促进社会平等的“助推器”。
现在，身处剧烈变革的新时代，大学应如何回应新的严峻挑战呢？
《自然》杂志：受到挑战的大学
英国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今年10月16日出版的这一期杂志的封面主题是“大学实验”。
《自然》杂志认为，大学如果想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不断进化。
为此，《自然》杂志检查了今天全世界大学多种多样的生存方式。
它们努力把自己从老旧的思想习惯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探索做事的新方法。也就是说，大学把它们自己当成了大学改革的实验室。
没有人知道这些实验中的哪些大学将培养出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或在学术研究上实现最大的飞跃。
但是，所有这些实验都显示出，他们一致认为，21世纪的大学必须要与过去的大学显著不同。
为此，在封面文章《大学实验：作为实验室的校园》中，《自然》杂志选取了德国、韩国、英国和南非四个国家的各一所大学，对它们已经做过的改革和正在推进的改革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创新性的教学、学习和做研究，帮助这些全球大学很好地适应剧烈变化之中的现代世界。
在另一篇封面文章《亚利桑那的大赌注：重新思考研究》中，介绍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正在通过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来改造学术环境。
与此同时，在“评论”栏目中，刊载了我国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改革的文章《发展优异：三步骤中的中国大学改革》。
在配发的社论《受到挑战的大学》中，《自然》杂志认为今天全球竞争节奏的加快意味着大学必须调整怎样实现它们寻求和分享知识的功能。
《自然》杂志提醒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对大学构成了显著的挑战；
其次，大学不再单单只是对学问的好奇心和渴求所驱动的“象牙塔”机构了——越来越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驱动，于是研究成为问题导向的，科学家成为潜在的企业家。
再者，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对大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包括一些大学可能因此倒闭。
因此，需要生存下去的大学就必须应对这些挑战。
虽然各所大学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方法自然不同，但却有一点是相同的：与科学研究一样，实验。
因为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最终知道究竟哪种或哪些方式方法才是最适合自己学校的。
自我实验：四所大学的实践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在雄心勃勃的化学家沃尔夫冈·赫尔曼校长的领导下，用组建了替代巴伐利亚州教育厅直接控制其校的“校董事会”、引入研究生院制度、启动教授终身制等综合性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办学质量的快速提高，成为德国政府近年来确立的精英大学。
1995年上任时，赫尔曼校长就决定改变慕尼黑理工大学的平庸，发誓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把学校打造成一所鼓励师生创新、冒险和参与商业计划、有国际竞争力的、充满“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大学。
将于2019年退休的赫尔曼校长现在仍在呼吁巴伐利亚州政府给该校更多自主权，以进一步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他深信，5年后，新校长将在他奠定的这些基础上继续前进，带领慕尼黑理工大学走向新的辉煌。
在亚洲，韩国高等科技院正在使用“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的方式，试图促使学生积极改变被动听讲、学习的方式，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式学习、深入理解和创新思考之中。
与坐在单向传输的传统课堂中静听不同，“翻转课堂”需要学生课前大量学习，观看在线教学视频，然后带着问题上课，在教学助理与授课教师的指导下，与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概念，以小组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就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李太佑校长把这种教育称之为“3.0版本的教育”，并将之视为激发学生创造力、团队合作和提问题意愿的一种好办法。
2012年春季学期，该校共有3个“翻转课堂”实验课堂。而到今年秋季学期，全校“翻转课堂”的数量就增加到60个。
他希望，在接下来的3年中，全校“翻转课堂”数量能够增加到800个，占到全校课堂总数的30%。
“翻转课堂”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参与“翻转课堂”的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比那些接受传统课堂教学的学生低，更重要的是那些难以测量的好处。
例如，71%的参与“翻转课堂”的学生认为他们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加深了，并增加了学习动机，而且还有了更好的注意力。
在欧洲，英国的公开大学用“未来学习”（Future Learn）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促进教学与学习。
2011年，一些美国著名大学掀起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的首波浪潮。
随后，其他大学争相加入这一浪潮，导致媒体充满着“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将彻底革命高等教育”的言论。
英国开放大学的教育技术主任麦克·夏普利斯对此持保留意见。
英国开放大学创建了“未来学习”这个平台，希望学生通过平台能更多地进行交互式的社会性学习。
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戈登·帕斯克认为，学生建构知识主要依靠相互交流。
所以，基于这样的学习理念，在“未来学习”的平台上，学生不仅能够进行很多相互交流，而且还受到鼓励。
2013年，“未来学习”上线了36门课程。至今年，上线的课程大大增加——课程门类从《司法科学导论》到《理查德三世时代的英格兰》。
在“未来学习”上，学生不仅能够就某一内容进行讨论，而且还能对别人的讨论点赞，成为发表评论的同学的粉丝——这是今天非常标准的社交网站做法，并且还允许学生互相评定他们的作业。
此外，“未来学习”的软件不仅能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上使用，还能在手机上使用。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无障碍地学习其上丰富、精彩的课程，并与同学相互交流、讨论、评价。
虽然现在“未来学习”在许多方面仍然与美国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有差距，但它已经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现在提供130门课程，50多万人注册。
就连拥有300万使用者的全球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巨头——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创建的edX的首席执行官阿南特·阿加瓦尔教授也对“未来学习”点赞，夸奖它的方式很有创造性。
在非洲，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则通过大力支持黑人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来弥合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的学术鸿沟。
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前，南非的大学基本上是为培养白人学生而设计的。
其后，开普敦大学与其他南非的大学一起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敞开了怀抱。
为了帮助来自不利背景的学生获得学习技能，开普敦大学对项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
比如，对黑人学生提供支持，包括对那些英语不是母语的同学开设专门的语言发展课程，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还提供心理咨询。
对理工科学生来说，开普敦大学提供生物学、物理、化学和数学基础课程，以弥补学生的任何知识鸿沟。
有的学习项目还包括外出参观开普敦水族馆以及附近的化石公园，并提供其他相关的体验，让这些黑人学生补上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所缺乏的科学经验和体验。
为了让这些学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大学的学习和参与这些活动，开普敦大学给他们提供了延长1年到4年的本科课程的选择，通常是3年。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
在位于美国坦佩市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科技政策出身的克洛校长2002年上任后，希望能将这所中等声誉的州公立大学打造得更好。
他试图通过寻求拆掉传统学院和学科之间的“墙壁”，将分散的不同学科结合起来组成更大的集合，处理诸如探索太阳系、征服癌症的新路子等对亚利桑那州和世界同样重要的更宏大的问题，从而转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和教育。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在获得的联邦研究经费超过此前的两倍，大学的整体氛围开始转入开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
不过，一些人指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生的这些变化只是适中的改变，算不上什么巨变。
例如，仅仅是在传统的院系、学科之上新生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而且，重塑的努力可能不会从根本上提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科研质量。
这些结果显示了，对于雇用了数千名研究者的大型大学而言，通过根除学科间的沟壕改变其本质特性非常困难。
克洛校长坦言：“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看不见的’学院的力量——研究者显示出对自己的学科及其结构，而非对它们是大学的一部分存有更大的忠诚这一事实。”
至今，改革的信号仍然遍及这所大学。
走廊上的巨幅海报宣告要建立“一所新的美国大学”，并伴有8个雄心勃勃的行动呼吁：“融合知识学科”“转变社会”“重视企业家精神”“让学生成功”等。
校园本身也具有现代而实用的外观——清晰的线条型巨大建筑，并且许多建筑的顶部还装有太阳能板。
自从克洛校长就职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大兴土木，冲破天际的高耸建筑上的塔吊在不停地工作。
这些改革举措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学生和教职员。以招收州内学生为主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在的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在美国已经首屈一指，约有7.6万名。
同时，它还招聘了许多新职员，在1700位终身职位教员中，近500位受雇于过去十年。在招聘教职员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非常仔细地挑选那些能与他人协作工作和超越学科之墙的人。
在克洛校长和他的行政管理者们起初开始改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时候，许多人表示担忧。
例如，2005年，人类学系被合并入了新的人类进化和社会变迁学院，人类学家为他们自己学科的不复存在感到焦虑。但现在，人类学家亚历山德拉·布鲁伊斯充满乐观。
她说，至2011年，该院教职员的数量增加了40%，其中四分之三是人类学家，其余的包括应用数学家、流行病学家、政治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资金数量显示，研究资金的资助方对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很感兴趣。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董会经过有意识地比较后发现，从2003年到2012年，该校获得的联邦资金资助的研究数量增加了162%，远远快于15个相似公立大学的平均增加数量。
而且，与此前相比，现在该校所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多地用于支持跨学科研究。
比如，有两个或更多的系部、实验室、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参与的受资助的计划的数量在2003年至2014年增加了75%，而由一个系部主导的计划则仅仅增加了8%。
统计数据显示，跨学科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过去十年中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长，而且与同样层次的高校相比很明显。
但该校的研究人员在打造学术影响方面也有不足。
例如，就在引用率最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言，尽管在过去十年中该校曾闯入前5名，但是，总体上处于同类高校中的中等水平。
而且，遗憾的是，它在论文引用率方面排名靠后，在16所同级高校中，只从2003年的第14名爬到了2013年的第12名。
对此，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分析执行主任乔治·劳登布什争辩道，引用率并非研究质量的最好衡量标准。
他说，这些年该校论文发表数量的相对增长非常巨大，显示出该校在短期内的确有很大的进步。
暂且不论这些衡量标准，人们还质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实际进行了多么深刻的组织变化以及它们是否代表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革新。
该校只有少数传统学系被淘汰，学校也只是在这些少数被淘汰了的学系之上，简单地建立了大多数新的学院和研究所，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教职员实际上在传统的系部都拥有终身职位（地球和空间探索学院除外）。
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管理者们坚持认为，该校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独一无二的。
克洛校长指出，通过强调新学院和研究所，而非跨学科部门的中心，他们的大学在非常不同的学科之间架设了渠道，以鼓励合作。
该校还招聘了思维开阔的研究人员，并将他们与实践性的技术人员进行配对，比如工程师与计算机科学家，从而建立了解决更大的研究问题的导向。
作为证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改革与众不同的代表作之一，克洛校长指出了它们的癌症研究的广泛基础取向。
由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资助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物理学和癌症生物学融合中心，让天体（太空）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肿瘤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共同探索癌症是怎样起源和演化的，已经有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该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论——随着一种癌症的扩散，它会激活一系列对起初的多分子生物体的成功十分重要的古老基因。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深层根系和强健基因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肿瘤是难以去除的。这种理论暗示了肿瘤是一种有组织的响应，而非一系列的基因“事故”。
克洛校长表示，这种探索的方法出自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同寻常的“联姻”，不太可能产生自一所典型的大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想与其他高校问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