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日记：那个呐喊的英国男孩

一大早，刚钻进62路公共车，天就飘起了雨。奥运火炬还在邻省不知疲倦地传递着，火炬重复一千次，据说就有了圣火的味道。老天在与火炬比耐力。

打开电脑，看你博客上更新的《一个英国小男孩的歌》，我忽然感慨很多。这个名叫Declan Galbraith的英国男孩，才12岁，“喜欢电脑游戏，游泳和足球”，“他的堂兄弟Joe是他最好的朋友。”

一切寻常，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还不是三好班干部，这样的孩子，可以说在中国也有很多。中国善于舍己救人的儿童典型很多，但这样歌唱和呐喊的孩子，却不见。

DVD的镜头一直在俯视着英国男孩的头顶。孩子的目光带着祈祷、疑虑，在向成人世界发出坚定的拷问和请求：

在我的梦中

少年总在唱着一首关于男孩和女孩的恋歌

那里有蔚蓝的天空，翠绿的原野

笑声是这个地球上共同的语言

然而当我醒来

看到的却是一个满布穷苦的世界

告诉我这一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告诉我为什么》

英国是一个贫穷的世界吗，显然不是，这是唱给世界的歌声，祈祷人类的共生共荣;这是英国孩子从小接受教育里的歌声。在这个世界从恶到善的道路上，孩子的价值观培养从这个时候就启航了，像林徽因悼念徐志摩所说的，同情陌生世界和陌生人，是人类普世的东西。我们不能把中国儿童教育说的一无是处——我们也曾教育孩子，“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目标，可为什么我们收到的是相反的结果?我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DVD的中间部分，镜头把英国男孩平推在我面前，一双审视的眼睛，背景一片漆黑，英国男孩的背后，不断闪动饥饿、战争里伤残的儿童、手持枪支的儿童、不同肤色合唱的儿童——一个真实而不是经过组织或娱乐包装过的英国儿童的眼睛，看的我心里直发毛，他奋力唱出：

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多贫穷的人却不能伸出援手

我要做怎样一个人

难道必须要做靠孤立和争斗来证实自己存在的人

难道我生来就为了在充满战争的世界里浪费生命

告诉我为什么?

撕裂般的呐喊质问里，我忽然觉得一股热往头上涌。

不是因为被震撼，而是终于找到一个能打开自己内心压抑已久的某种情结的由头。

2008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至少眼下包括之前，诸事不顺，从南方凝冻到手//足/口疫/情，到火车相//撞，抵//制家-乐-福、奥运//火-炬变怒火，到5/12地震;这像一个人一样，老是坏消息和坏事情，会把人压垮的。

一个接一个的灾难或事件里，我有怒火也有担忧，直到地震后，我的情绪里其实有一种叫绝望的东西，早想宣泄出来，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空间。我在一次演讲中甚至平和地用动物来比人类对教训的汲取，我找不到诠释这个无耻世界的力量了，因此我悲观。

我怕回到一年前自闭的日子里，长途旅行也不能使我减轻心灵里的压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面对世界呐喊的英国孩子，给我一些勇气;而在中国，不仅有些话只能私下说，眼泪只能私下流，而且孩子的呐喊也是禁止的，你见过中国孩子在公众场合发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吗?长这么大，我没有见过。我找不到形容词来表达，前两天Pelliot用过一个“鹦鹉学舌”，来说成人世界的事情，用来比喻孩子这边，有些不妥。或者，你见过成人们的呐喊吗?中国人动不动举国愤怒高烧，但好像已经很久不会呐喊了。

我们常说，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国家的未来，失去呐喊能力的孩子，这个未来会是什么未来?

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失去呐喊的能力，这不能不从孩子的生活环境谈起。

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学术概念，这种东西被简化的主义所替代后，在这个 “世界”里，只剩下用号召引导人们向某个宏大动人的目标奋进;反映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世界”，就仅剩下被动或强制接受，心灵的懒惰与平庸几乎是社会的总体写照。很多人问过我说，为什么你要说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我的理由就是这个。

没有民间社会，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儿童生存背景。

真正的民间社会，生活是主动的，鲜活的，自治的，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我们显然没有这个前提。中国民间社会，是特色主义的一个零件，随时可以拆卸、拿走，组装、拼凑。民间社会就像一个汽车的底盘，没有底盘的汽车，谁能想象是一辆什么车。

由于缺乏“社会”这个层面，成人世界才变得只有上面号召，下面才会行动，之前任何轻举妄动，可能充满危险;长此以往，人们失掉了分辨力，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民间社会为什么喜欢动怒?主要是素日没有宣泄的渠道，一有机会，尤其对毫无现实危险的对外的愤怒，那可真是全民皆兵、皆烈士。成人如此低能，成人之怀中孩子会是怎样——在父母温和暧昧的天空下，整日飘零着成人世界熟人社会的那套潜规则，孩子的思考能力如何培养?

你看我们的现实环境，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制，所以一切都在“等靠要”，天大地大不如组//织恩//情大的观念，自然有了生存的土壤。

第二个背景是，教育没有能力帮助孩子学会思考，仅教会孩子认识了“思考”这个词。

其实，孩子从小就是思考的天才，他们天然会应对各种问题，并在摔跤中学会思考和呐喊。但成人世界司空见惯的现象是——遇到问题时，例如遇到对老师的意见或困惑，首先在家长这一关，就必被拦截了下来——千万别说呀，千万得罪老师;得罪了老师，孩子在学校怎么混?

实际上，不让反思、不让说实话、不会思考，是从小学就开始了。这样，彼此好话，缺乏真爱心、不乏虚假爱心的世界，在周而复始的轮回里维系着、泛滥着。成人之后，必然形成你好我好大家都美好的民俗氛围，洗、、脑教育的悲剧也在这里。

倒不是说所有老师都怕孩子提意见，而是说整个社会，没有为孩子说实话提供一个保护的环境。好老师，哪都有，好的制度，可以使好老师成群;坏的制度只能使好老师变成害怕孩子说真话的老师，同时，使温顺如羊的孩子，变成虎豹狼群。

后一种情况，在不远的文革中变成过现实;被施暴过的老师在那个时刻，可能有种特别的体验，为什么平时见着老师像绵羊的孩子，这个时候变成了狼群呢?为什么呢?这个轮回里，中国成人收获了什么思考?成群被施暴的老师，可曾有过特别的浩劫之后的教训留待人间明示呢?

第三，从社会学的文化角度看。所谓孩子面对的世界，有一个观点是，“‘生活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和交往的世界。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历史地凝结成的、自发地左右人的各种活动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就是文化。”(衣俊卿)历史哲学目前也提倡，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李泽厚就曾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

我们的“孩子的生活”，显然还不是“历史的本体”，在现实中的境遇，或者成人对孩子的帮助，可能更像Pelliot说的那个红衣主教关于石头入水的比喻——“外面看起来湿了，里面还是干的。”也许比这种感受，更糟糕。

我们拿流遍几代人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看——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地歌唱。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这首动人的歌曲写于1955年。对比前述英国男孩《告诉我为什么?》,好像1955年的中国比当代英国要幸福很多。

1955年，中国经历内战的创伤才6年不到的时间，唱歌的孩子们首先遗忘了那些战火，那些白骨，极小部分孩子过上了北海白塔的幸福生活。

这些歌词不是孩子的呐喊，是成人失去思考后对幸福的暂时陶醉。中国孩子有幸福的权利，但这个幸福一定不是建立在别人、或同类正在痛苦的基础上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1955年，幸福的是哪个群体，哪些群体的孩子正在备受歧视中，哪些人群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这些歌唱的孩子，是不管的，也许他们确实不知道，但成人世界能不知道吗，多数人过上所谓幸福自由的生活时，少数人(尽管也许只有几千万人)，过着不如从前的日子，这个庞大的数字，几乎没有出现在绿树红墙里的孩子的视野;看不见，这些孩子就会失去思考;失去思考，更大的灾难就在等待着这些成长着的孩子，果然，他们不幸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人间地狱。

这样说，不会说我是莎朗斯通吧?

其实从1971年三毛《橄榄树》，之后金波《小鸟的天堂》、吴念真《一样的月光》、崔健《一无所有》、浮克《快乐老家》、朴树《白桦林》，这些从童年到成年的一首首旋律优美的歌曲里，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本身，在诠释社会生活或民间生活中，模糊的自由诉求、一以贯之的宏大追求，和躲避个人责任等等成人理念。这是我们给孩子提供的歌曲环境。

再对比一下，最近泛滥的成人写的儿童地震诗歌，我真觉得一个群体的智力、思考力、主动力已经到了，只有靠生命消失、尤其儿童的生命消失，才能惊醒、提升的程度。可以用“不要脸”来形容了。这个话，是骂人，我在这个时候不能保持文雅的风度了，我办不到看见成片死亡，还有余//秋/雨那样的清醒和理智。

第四，再从一些现象来看孩子生存的处境，看似特例个案，实际是社会对生命信仰普遍漠视的体现。

你一定记得2006年下半年，网上流传的周云蓬《中国孩子》?这个长有全中国音乐界最明亮眼睛的瞎子唱到：

不要做克拉Ma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都是单独的个案，却构成民间社会普通孩子的偶然生存环境，或者说一个社会对待孩子的真实教养。这些歌曲为什么不能像京剧一样进校园?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问“为什么”，问的毫无力气了。

昨天是高考最后一天，我正好想买双旅游鞋和日常用品，在大街上看见，中国家长把轿车分三行、两行坦然地放在学校边的公用道路上，致使双向的城市公共道路，只能容一个车的宽度过去，堵车、塞车，很严重。中国家长富裕了，从这个小事，我来看，这些家长心灵却不怎么富有。

我大概路过7个中学，每个学校前都是一眼望不见头的车辆横在路边;门口的家长应该比考生多;我生出一个感概，不是中国学生不成长，而是家长比孩子的智力低;这些疯狂的家长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了。你看把车子堵在公共道路上，人群挤在马路上，正常的通行几乎陷入瘫痪。

校周边的交通警察，大概接到维持秩序的命令，对占道的车辆默认，高考甚至压倒了常说的那个tiger皮“稳//定/大//局”了。代表国家法规的警察，在这个时候，是支持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的。

这是多么渺小的一件事呀，我耳边又传来双重的歌声，一个是英国男孩的——“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多贫穷的人却不能伸出援手，我要做怎样一个人”;一个是远在天堂里的母亲的叮咛——“不学会扫干净院子里的落叶，何以长大，何以扫除人世的灰渣。”

承认高考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家长的心情和爱护也可以理解，可这种爱，与施爱、示爱的方式，是在严重干扰别人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进行的;什么时间我们的家长才能懂得，施爱的基础，是先不要影响别人呢。

看着考试结束后，学生们钻进乌合在一起的车辆，分别扬长而去时，卷起的尘埃，每一粒都砸在我的心里，这样的示范效果，会给孩子种下什么爱的种子呢?

这看上去都是小事情，当小事一件件积累之后，孩子终于会长大;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昨天的孩子，成为今天为人父母的成人，并承担这个国家的责任于某个时期，我们或许还会遇到卡拉Ma依那场大火，或许人类还会遇到泰坦尼克悲壮的沉船;尽管我祈祷这些悲剧永不再来，可过去的历史总在眼前晃着——

这是我的第五个观察角度了——从历史事件中看，哪些人还处于动物进化阶段，谁早已进入文明之中?

1994 年12月8日，卡拉Ma依一句“让领导先走”的号召，让289名参加汇报表演的孩子，葬身火海。撰写评论的狄马先生说：

“在场的最高行政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从塞满孩子的唯一通道逃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高干病房，中间经过消防队也不下车报警。市教委的一名党委副书记，凭藉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仗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外面的孩子哭喊也不开门。事后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炫耀他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无一人出面维持秩序，无一人向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伸出援手，反而争先恐后地出逃。事后发现，在许多孩子羸弱的尸体上，有许多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的高跟鞋踩穿的血洞。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

距离克拉马依大火82年前的1912年4月10日晚，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的“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此刻，中国的大清王朝刚刚消失，军阀裂变为人兽，分割地盘即将开始。

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这样记载——船长史密斯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

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听从了船长的命令，除了近700名船员，船上当时还有，总统侍从武官、作家、企业大亨、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57位百万富翁和一名亿万富翁等。他们和普通人一起，在“让妇女和儿童先行”的口号下，沉睡海底，给人类留下了一座不朽的灵魂丰碑。

有一个情景是，世界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900名船员中有687死去，占死亡总人数的45.7%。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高贵的死去?

那位前述的美国作家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两场相隔82年的灾难，究竟谁属于人类，谁更像动物?

距离卡拉马依那场大火14年后的2008年5月，丧身汶//川地/震倒//塌教//学/楼的又是孩子，而周围的其它建筑，又是那样不合时宜地刺激着丧子家长，我的追问多么无力而渺小?

我很悲观很无助，表弟说很同情我，其实他不懂我的心。我们中也有很多人，不懂孩子呐喊的意义，不懂不让孩子思考的可怕。近7个小时过去了，写一下这一封潦草的信，我还没吃饭，我还想起你那篇著名的文章《34、我的立场我的爱 》，闲人。我好想躲在某个角落里，为这些事情嚎叫一场,洗涤我外表的虚伪，内心的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