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牛津校长：英美名校教育模式不同但学术自由
据悉，去年9月，已有超过800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下称“牛津”）建立了潘迪生牛津大学中国中心（Dickson Poon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er）（下称“中国中心”），即将于3月初访华的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出席了该中心的剪彩仪式。
去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英期间，总理夫人程虹访问了牛津大学。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出席中国中心揭幕仪式时透露，程虹赠送的一批中文图书和文献资料，将落户中国中心。
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项目，还是即将开始招生、将于2016年迎来第一批学子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Schwarzman Scholars）项目的效仿对象。
“罗德奖学金”始设于1902年，在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培养出超过7000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在2015年瑞士冬季达沃斯期间，我们采访了牛津大学现任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
在执起牛津的教鞭之前，汉密尔顿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教务长（Provost，美国高校管理层的“二号人物”）。他还是一位知名的有机化学家。
在我们走进牛津在达沃斯临时租用的公寓时，“苏世民学者”的发起人、黑石集团（Blackstone）董事长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恰巧从门内走出。对话就从“苏世民学者”开始。
我在进门时看到了苏世民先生，他是否在就“苏世民学者”向你取经？
汉密尔顿：是的。苏世民先生是牛津的老朋友。
他一直在说，“罗德奖学金”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他希望“苏世民学者”在中国的环境下实现的，给来自全球各国的青年学者在中国学习的机会。也因此，我的前任的前任（前牛津大学校长）、同时也是前罗德奖学金执行长卢卡斯（Colin Lucas）也在“苏世民学者”的顾问委员会里。
牛津在办“罗德奖学金”的过程中获得的什么经验对“苏世民学者”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汉密尔顿：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被选入的学者尽可能地多样。“罗德奖学金”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项目。罗德学者们在日后都成了商业伙伴、事业伙伴、乃至一生的朋友。
“苏世民学者”应该不仅仅致力于让学者们深度接触中国，也应该让他们结识尽可能多样的对中国感兴趣的同伴，比如让美国人结交俄罗斯人。
这也有点像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青年领袖”（YGL）？
汉密尔顿：对，也包括WEF更为年轻化的“全球杰出青年”（Global Shapers）。
坦率地说，这也正是达沃斯的一个主要目的：发展人际网络，搭建关系，借此寻求合作或是寻找职业机会。
牛津与中国
牛津在去年揭幕了中国中心。在此之前，牛津与中国有怎样的交集？
汉密尔顿：牛津与中国的交集已有超过400年的历史。1602年牛津就开始在著名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钱钟书将之译为“饱蠹楼”）收集中国卷本和书籍。那时全牛津还没有一个人能读中文。
直到80年之后，才有史载的第一个中国人踏上英国国土——那时还不是 联合王国（UK），而是大不列颠王国（GB）。那位中国人名叫——我的发音可能很差——Shen Fuzhong，他来到牛津，翻译、编制了的文献资料现在已经成为可观的牛津中文藏书集的一部分。
所以说，牛津很早就知道中国会变得很重要。
现在设立中国中心的目的何在？
汉密尔顿：我们在4个月前举行了一个揭幕仪式，威廉王子出席并剪彩，他原计划带凯特王妃一起来，但是恰巧那一天凯特王妃因怀孕不适入院了 ，我们所有牛津人都有点失望，但是有威廉王子出席仍然很不错。
我们建立这个中心是为了使之成为所有在牛津作中国相关学习、研究的师生的“根据地”。牛津总共有超过100名教员在作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覆盖语言、文学、文化、考古、经济、政治。这个中心现在也举办很多的小型研讨会，其内设的能容纳6万册书籍和文献的图书馆也收藏着牛津中国藏书集的一部分。
对我们来说，这个中国中心不仅让我们研究中国的努力变得更高效——因为人们可以在那里集中交流，而且它还带有很强的信号意义：向世界展示——我希望它也向中国展示——牛津是一个致力于深入理解中国，参与“解读中国”的大学。
在所有的历史背景下，这一使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北京或上海设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否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重回牛津担任校长前你曾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耶鲁去年就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中心。
汉密尔顿：牛津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中心，2009年我刚成为牛津校长时，我的第一组活动之一就是到中国访问，与中国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为“中国牛津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剪彩。
2年后我再次到北京，为新设立的“中国牛津科学技术中心”揭幕，该中心与“大裤衩”，即CCTV大楼隔街相望。这是牛津在中国承担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合作的中心。当然，这两个中心都是聚焦于研究合作的。
牛津没有做的，是像耶鲁一样，设立一个本质上是为本科生到中国学习提供一个落脚点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当一个本科生去到中国，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完完全全地融入当地环境。
让二十几个美国本科生结伴去中国，不是一个最好的认识中国的方式。更好的做法是一个人去，借宿在一个中国家庭里，除了普通话没有其他语言可以用来沟通，自己在餐馆里点菜、买啤酒，这才是学习中文、理解中国的方式。
我希望学生们融入当地，而不是停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或是仅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这些城市已经和伦敦、巴黎没有多大区别，到处都有美国人、德国人……。
中国学子：
“抱团”这一行为倾向或许更加适用于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
汉密尔顿：中国学子确实有不少会倾向于加入中国学联，和中国同伴在一起。但是，情况也在慢慢变化，中国学子也在越来越多地融入本地或是国际学生的大群体。
尤其是在牛津的学院制（college system）下，每个学院都不会有太多的中国学生，这鼓励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接触。
年轻时我也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我也经常与英国人在一起，讨论英国足球。这是当一个年轻人远离家乡时，很自然的一个倾向，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特点。
类似牛津的学院制能够帮助学生克服这一行为惯性，鼓励中国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有更多的交集。
很多人认为，中国学生，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国学生更多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专业，而非人文类专业。你是否认同？
汉密尔顿：如果在10年前，甚至是7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回答，是。但是现在，在牛津的中国学生的修习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很多中国学生在研读文学、政治、哲学。所以情况在改变。
英美教育的同与不同
不久前，我与哈佛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有过交流，她的一个观察是，许多哈佛学子起初冲着哈佛的文科来，但是，两年后考虑实用性不少会转而选择STEM专业。
汉密尔顿：你需要意识到，英美的本科教育有本质性的不同。在英国，我们致力于提供很深入、但同时也是相对狭窄的专业教育。你来牛津学物理，你基本上就只学物理，不会像在哈佛一样选修英国文学，然后再修个法语。
这恰恰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学子认为英国本科教育稍显欠缺的一点：缺少通识教育的选项。
汉密尔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辩论。我在英美两国的大学都任教过，我在耶鲁期间曾教过有机化学，也教过通识教育的课。
两个模式没法说哪种更好，只能说是不同，不同的学生对两者也有不同的喜好。一些学生偏爱在物理，或是哲学等专业上被非常深度地挑战。英式教育的深度也可以是很有力的。
英国在教育产业化方面起步很早，效果也很好。但是，在近年，英国高校似乎在与美国高校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汉密尔顿：我得挑战你的两个假设。第一，你说英国学校把教育看成一个产业，但是，英国大学一直把教学与科研看成最根本、最核心的使命和任务。当然我们需要保持预算和最终的收支平衡，否则我们管理者的“饭碗”可能堪忧。
我还要挑战你说的英国高校正在与美国学校的竞争中落于下风的假设。当你看当前的科学论文的引用数量，比较每篇文章的引用数，或是每美元研究经费投入所产出的引用数，你会看到英国大学在面对哈佛、耶鲁、斯坦福和MIT时站得稳稳的。
因为美国体量更大，在研究质量、研究影响、诺贝尔奖得主数、《自然》和《科学》等顶级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等等方面，英国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占优，但是，如果你看每美元或每英镑投入的产出，你会看到英国高校更高。所以，就像我们常说的，英国 punch above our weight（影响高于实际重量）。
中国高校的进步
你怎么看中国顶尖大学这些年的进展？
汉密尔顿：我觉得是很鼓励人心的。已经有不小的进展，尤其是在STEM专业方面。
但是，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尤其是对于人文类学科来说？
汉密尔顿：我会说，是的。长期来看，中国希望多所学校排进全球前十或前二十的愿景，会受制于教授无法自由探索所有的政治、哲学、社会学世界的命题。
英美名校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教授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他们批判他们各自的学科，批判有机化学，批判、挑战哲学、法语等各类学科的已有共识。他们也批判学校管理层，我就经常被我的教员们批判，但是这些都是健康的批判，会帮助我更好地完成我的工作。
当然，他们也批判政府，这是学术自由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学术抑制可能会放慢中国大学崛起步伐。清华、北大、交大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对他们抱有高度敬意，但在人文类学科上它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中国大学有何建议来追赶牛津和哈佛？
汉密尔顿：我建议我的中国同仁鼓励教员们探索所有他们希望，或者任何可能触及到的领域，允许探索并挑战，探索并批判。这正是哈佛、牛津为什么伟大的原因。中国必须有这样的自信：探索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事（reinforcing thing），而不是个只有破坏作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