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世界的视野
自从去年11月份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俨然成为诸多国内一流大学学校发展战略的一个支点、一条主线，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开始带有“运动”的特征。
而在中国，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出现运动的特征，就很容易忘却基点、忽视逻辑。
我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件事有其必须遵循的一些逻辑，其中之一便是对于“世界”的把握。
既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或者说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就是“世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不“放眼世界”。
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促使大学引领世界进步
首先是建设的目的问题。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的回答是：为了促使大学引领世界进步。
这样的回答或许会招来不少质疑：人们现在不都在讲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国家利益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这里为什么要说是为了促使大学引领世界进步呢？
坦率地讲，在当下中国，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才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
一个众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是，在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大学领导那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只是又一项“政绩工程”。
不过，笔者更想说的是，即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所有参与者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能就此否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目的应当在于促使大学引领世界进步。
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本来就应当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
在英语中，“大学”（university）和“宇宙”（universe）这两个词的词根同源，大学原本就是为了探索超越国界的普遍性知识而创建起来的。
在我看来，大学虽然坐落在某个城市、某个地区、某个国家，但它其实只是栖身于这个城市、这个地区、这个国家。
大学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实现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城市、某个地区、某个国家，而是应当指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
哈佛大学“与真理为友”的校训以及其他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类似校训，之所以让我们欣赏不已、感佩不已，就是因为这些校训道出了大学的根本、大学的真谛。
这里所说的真理既包括自然演进的奥秘，也包括社会进步的真知。
而真理并无中国人的真理和美国人的真理之分，并无穷人的真理和富人的真理之分，并无男人的真理和女人的真理之分。
真理本身是普遍性的，真理属于人类、属于世界。
世界的进步、人类的幸福依靠的就是真理的指引。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不把促进和确保大学探求真理、引领世界进步作为根本目的。
第二，大学为国家服务也为世界服务。
虽然大学并不是由世界出钱来办的，虽然大学的经费通常是由它所在城市、所在地区、所在国家的公民来承担的，虽然由于这个缘故大学为其所在城市、所在地区、所在国家的利益服务也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但这同样不能否定大学的“世界性”。
道理显而易见，世界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地区、具体的城市构成的。
大学为具体城市、具体地区、具体国家服务，其实也是为世界服务、为人类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就好像中国西部脱贫人口大量减少其实也是为世界脱贫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医针灸、浙江龙泉青瓷等同时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学为具体国家、具体地区、具体城市的所有服务都可被视为服务世界、服务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涉及到下面的第三点了。
第三，大学为国家利益服务应有价值前提。
这个价值前提便是大学所要服务的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城市利益亦然）必须符合世界进步、人类幸福的要求。
这是因为大量事实表明，不管在哪个国家，政府或政府部门所以为、所声称的国家需要（地区需要、城市需要）其实未必就是国家（地区、城市）的真实需要，未必就是同世界进步、人类幸福的要求相一致的正当需要。
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而，大学对于政府部门所以为、所声称的社会需要就不能不进行自主的价值判断，判断的依据便是是否符合世界进步、人类幸福的要求。
若非如此，德国大哲海德格尔1933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行为也就毋庸置疑了；若非如此，北京大学原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66年抛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行为也就无可非议了；若非如此，就在几年前还比比皆是的国内大学争先恐后“跑部钱进”的行为也就理所当然了；若非如此，假如政府再次推出诸如高等教育急剧大扩招之类的违反大学办学规律的不合理计划时，全国高校也就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一哄而上了。
所以，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从根本上讲应当具有世界性、人类性。
音乐人高晓松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歌词，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这里不妨套用一下它的句式来形容一下大学，即所谓“大学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世界的视野”。
这里的“诗”绝不是缥缈的，这里的“世界”也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大学人都清楚地知晓大学担负着一个神圣使命，那就是“引领世界进步”。
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建设，使得我们的大学更加能够引领世界进步。
我以为，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基本常识，也可以说是“第一常识”。
2、激励大学赢得世界公认
“促使大学引领世界进步”说的是“为何建设”的问题，“激励大学赢得世界公认”说的则是“据何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建设的标准问题。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不按照某种“世界标准”。
如果不按世界标准来建设，而只是自说自话；如果建设效果得不到世界公认，而只是自卖自夸，到头来只会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史上留下笑话。
问题是，这个世界标准在哪里？当然不在统一的明文规定中，也不会有这种统一的明文规定。
但是，世界标准还是有的，它大致体现在两个地方。
一是大致体现在世界认可程度较高的那些著名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项目之中，二是大致体现在大学得以昂首挺立于社会之中所不可或缺的“办学品质”当中。
这就不能不说到如何看待世界大学排行榜的问题。
我很赞同香港大学程介明先生的观点，他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要不得的是困在一个具体的指标里面去追求”。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那些著名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并不是胡乱编造出来的，它们当中的那些评价项目应当说包含着对大学综合实力进行判断所须涉及的若干主要方面，尽管不排除其中个别评价项目对于国内大学的部分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存在不尽合理之处。
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在这些排行榜中不是名列前茅的，尽管它们在不同排行榜中的具体位置有所差异。
在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把在世界认可程度较高的大学排行榜中进入到某个一流区段，看成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种“硬标准”呢？可不可以认为这些排行榜能够大致显示大学“硬实力”的强弱呢？
当然，努力进入大学排行榜的某个一流区段，绝非意味着只是“就事论事”式地针对排行榜中的有关评价项目采取“打点球”式的弥补或加强措施，甚至采取不合理、不道德的手段。
进入排行榜的某个一流区段，应当是为了成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而进行的真诚、系统、扎实、可持续的建设工作的一种自然结果。
而最终究竟有无形成这种自然结果，大学的综合实力究竟有无进入世界一流，还是需要通过大学在世界公认度较高的排行榜中的地位来判断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需要用硬实力来说话，而且必须有“软实力”的支撑。
这个软实力便是大学得以昂首挺立于社会之中所不可或缺“办学品质”，包括：使命第一、学校自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选举产生校长、民主管理，等等。
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事项属于办学“要素”的范畴，但笔者宁愿将这些事项视为办学“品质”。
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的大学而言，这些事项可以被归入办学品质的范畴。
问题是，任何大学排行榜都不可能对这些办学品质通过量化手段进行评价和排序。
更重要的是，对于许多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办学品质并不只是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的，而是任何一所真正的大学都应当具备的，是关于大学办学的一些起码常识，或者说是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办学品质虽然是一种“软实力”，却也是一种“硬标准”。
在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被视为“第一硬标准”。
如果以这种软实力来衡量我们的大学，事情就相当麻烦了。
可以想象，经过国家的巨额投入和大学从上到下——实际状况是否真的“从上到下”另当别论——艰苦卓绝的持续努力，我国的一些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名次应该会不断攀升，有些顶尖大学会攀升到前50名、前40名、前35名、前30名、前25名的位置，甚至进入到前20名、前10名，终于跻身于第一集团军乃至第一集团军中的第一方阵。
然而，那又怎么样呢？又能说明什么呢？
诚然，这样的名次可以说明这些大学的“硬实力”变得很强。
但是，如果这些大学并没有把大学的神圣使命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依然是“苟且”地生存发展的话；如果这些大学并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而是常常热衷于指鹿为马式的研究的话；如果这些大学中教授们并没有充分的话语权，而依然是行政权力恣意横行的话；如果这些大学的校长们并不是由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依然是由政府任命并且趋之若鹜地享受某种级别的待遇的话……
总之，如果这些大学的办学品质依然没有根本改观，那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这样的大学很难得到世界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赞许。
所以，对于当下的中国大学来讲，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同时达到硬实力与软实力（办学品质）两种标准，缺一不可。
相对而言，达到软实力的标准显然更难，因为它不是单凭大学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政府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还权”，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大学的那些权力与权利还给大学，以便大学把本来属于教授、属于学生的那些权力与权利还给教授、还给学生。
这样一种还权行动，看起来似乎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所必须打通的“最后一公里”，其实是应当打通的“最初一公里”。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的还权，我们的大学就很难具备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所必备的那些办学品质，就不可能无所顾忌地、心无旁骛地去探求真理、引领世界进步。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当按照“世界标准”，那么，还要不要体现中国特色？限于篇幅，笔者此处的任务只是探讨世界标准本身，有关中国特色问题将专文另行探讨，但这里愿意简要说明几点。
第一，笔者绝对赞同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没有中国特色。
第二，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来拒绝已经被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反复证明了的办学规律和办学常识，不能站在办学规律、办学常识的对立面来谈中国特色。
第三，不能把已经被我们自己的办学实践反复证明是不合理的、漏洞百出的某些东西硬要规定为中国特色。
第四，有必要顺便提及的是，笔者把中国知网中凡是标题中含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所有800多篇期刊文章全部浏览了一遍，结果发现其中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当体现中国特色的内容，多半都是气势恢弘却又空洞无物。即便有极少数文章所谈的中国特色稍微有些实在一点的具体内容，但那些具体内容多半也并非仅为中国所特有，诸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考虑到本国历史文化境脉、应当为国家发展战略作贡献，等等，而是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早已在做、而且都做得比较好。
笔者深感，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尚需诚心诚意、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仔细探讨。
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标准应当是世界的，建设成果应当得到世界公认。笔者以为，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又一条基本常识。
3、推动大学面向世界开放
在“为何建设”与“据何建设”之后，就是“如何建设”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只从“放眼世界”这个角度，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面向世界开放”。
这里的逻辑依然简单而清晰：既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希望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的那些大学，就应当使自己的办学体系中的一些基本要素最大限度向世界开放，包括教师队伍的构成、招收学生的来源、课程计划的编制、教科书的选择、研究项目的开展、办学经费的筹措，等等，以便把可为我所用的世界一流的优秀人才、先进文化以及成功经验最大限度地吸纳进来，促成大学自己的办学体系的改善、改良、改革乃至改造，使得大学自己的办学体系真正体现出世界性。从大学与世界的关系来讲，也就是最大限度让世界融入我们的大学，让我们的大学融入世界。
如此来看，“面向世界开放”虽然未必是所有大学建设的必要前提，但却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很难想象一所拒绝面向世界开放、而只是自成一统的大学，最终竟能成为世界一流！
从在几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于前30名的大学（国内大学除外）来看，几乎没有一所大学的办学体系不是面向世界开放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大学虽说是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瑞士大学、加拿大的大学，等等，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是“世界大学”。
因此，推动大学向世界开放可以说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又一条常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常识或许不止上述三条。
限于能力，基于“放眼世界”这个角度，笔者权且只列出这三条。
不过，从这么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来看，笔者相信，如果连这三条也做不到，那么，所谓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到头来便“可能就会像一句口号或一场运动一样逐渐烟消云散”，便难免会变成一种游戏，一种看上去非常庄严、实际上相当苟且的游戏，一种大学和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忽悠的游戏，一种井底之蛙自说自话的游戏，一种毫不心疼地浪费纳税人的钱、同时也浪费自己的生命时光的游戏。
这是需要所有一流大学建设的参与者们清醒警觉、全力防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