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私立高校VS公立院校谁主沉浮?
目前,英国存在两类高校——如白金汉大学以及最近成立的伦敦新人文学院(New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这类私立高等院校以及那些由国家拨款及管理的公立院校,白金汉大学副校长特伦斯•基莱教授不主张发展后一类高校。
基莱说,大学就得是私立。私立大学对学费的幅度、教授课程以及学生招收有自主权;如果英国拥有更多的私立大学,那么就能与世界上院校中的佼佼者一争高下。而实际情况是:英国的高等院校质量每况愈下。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基莱教授说,“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当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其次是那些英语国家的大学,它们独立办学,但又并不彻底如此。”
基莱说,它们属于“社会工程类院校”,再其次就是欧洲大陆的大学。那些大学与英国过去的铁路系统一样,属于国办性质。
因此,这些大学没有赶超对手的原动力,它们深陷计划经济的羁绊,教育质量不断下滑,如同英国上世纪70年代坐通勤车的上班族,他们在难看的站台上等车,而火车却总是晚点。
而白金汉大学却并非如此,自从35年前开办以来,它作为自由办学的“堡垒”,依然顽强地矗立着。这所规模极小的高等院校(创办之初只有46名学生)办得还算不赖。(今年公布的英国优秀大学指南(Good University Guide)中,该校位列第21)。
如今的在校生有1700人,每年学费近1.2万英镑,而若要上剑桥大学(Cambridge)与约克大学(York),每年的学费约为9000英镑。但白金汉大学每学年有四个学期,而并非通常的三个学期。
因此,学生两年(而非三年)内就能拿到学位。所以说,要拿到白金汉大学的学位,目前全部学费略高于2.3万英镑,而不是2.7万英镑。“去年,”基莱说,影射公立大学提高学费之事,“一夜之间,我们从全国学费最高的高校一跃成为学费最低的高校。”
今年60岁的基莱教授是位博学多才者,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由论者;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他也许算是全英国最顽固不化的学者”。他2001年来到白金汉大学任教。之前则是剑桥大学的医学研究科研人员,努力找寻治愈牛皮癣等皮肤病的方法。
他曾出版过两部好评如潮的专著——其中一部是2008年出版的《性、科学与利益》(Sex, Science and Profits),讲述人类如何演化成逐利种族的来龙去脉。他坚信人类不管怎么发明创造,都是出于渴求或逐利的目的,而并非所给的拨款。在基莱教授看来,拨款会导致慵懒,而夹缝中生存能使人变得敏锐。他认为大学就应该是优胜劣汰的勇者。
白金汉大学不是一所以赢利为目的的高校,但对自己的事务有充分自主权。“政府一旦给高校拨款,就想操控它,”基莱说。“拨款后,某些政客就觉得有了职责与使命。
公立大学的学究们则说,‘事实上,谁会在意失去行政管控?每年坐享政府拨款,何乐而不为?’政客无一例外都想操控大学,他们振振有辞地说,国家若撒手不管,大学就不会愿意招收穷学生,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是反对私立大学的最有力证据——声称它们到头来就会象私立中小学一样。有些高校会为所欲为地收取高昂学费,而其它高校可能不会如此。新人文学院第一学期只招收了60名学生,每人每学年的学费为1.8万英镑,它也坚信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模式是高校未来的发展方向。
“设想一下,曼联队(Manchester United)由政府体育部控制,”基莱说。“设想一下,政府规定球员的薪酬、圈定看球赛的观众以及设定比赛日与比赛对手。那么曼联队还会象现在这样如日中天吗?”肯定不会如此,但有些人看来,当时创办的英超联赛(Premier League)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以价换取少数精英阶层成功的制度。
创办私立大学的主意存世时间并不长。1967年,《泰晤士报》(The Times)刊登了波利博士(Dr JW Paulley)的一封来信(诸位可能拜读过),他这样写道:“难道现在不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吗?——以美国名牌私立大学为模板、在英国至少创办一所新型大学;若没有这些名牌私立大学的激励机制与办学自由理念影响,美国很多优秀州立大学肯定办得一塌糊涂。”
一群执着的自由论者一直在力推这种理念,尤其是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一家自由市场智库)的哈利费•恩斯教授(Harry Ferns)与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以及剑桥导师马格斯•贝洛夫(Max Beloff),贝洛夫后来成为白金汉大学的首任校长。
1968年,费恩斯列出“为何如今要建私立大学的四条主要理由”,并说独立办学对于“提升知识以及灌输智力与道德习惯”至关重要。白金汉大学学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at Buckingham)正是由当时的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1976年所创办。但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直到1983年才正式升格为大学。基莱说,当时的政府公务员就极力阻挠创办私立大学。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白金汉大学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学生居功至伟。但2001年,经济事务研究所发表的一篇评述白金汉大学25年校庆的论文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各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公立院校获得稳步发展,导致白金汉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停滞不前,并在1996-2000间减少了约30%。在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帮助扭转了颓势,重拾发展势头。
校园小巧,但环境非常优美,一切显得井然有序。但你压根就不敢想象这个地方竟然就是全英国创办时间超过30年的私立大学。丝毫没有私立中小学或者牛津大学下属学院那种阔绰与特权的氛围。
校舍由几座旧村舍、以前一座奶牛场、原先充作皇家雄鹿骠骑兵(Royal Bucks Hussars)兵营的一幢大楼、一座翻修的磨坊以及几幢现代住宅楼组成。它显得亲切自然——有点象白金汉宫一样。
每到晚上,指导教师就会安排学生步行半小时至米尔顿•凯恩斯镇(Milton Keynes),那儿酒吧与夜总会云集。那时校园空无一人,因为从七月至九月的夏季这个学期刚刚结束。
第一所大学于大约1088年在博洛尼亚(Bologna)创办,当时的意大利欣欣向荣,急需律师解决商业纠纷,以及后来图卢兹大学(Toulouse)、巴黎大学(Paris)、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如何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向有志存高远的神职人员、律师、古典学者以及医生传道授业。他不断强调,纵观绝大多数大学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私立大学,顺应了市场发展的需要。
大约1860年后,来自中产家庭的年轻人想进大学深造,不是为了满足商业需要,而是因为当时读大学之风盛行。1858年,纽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在其专著《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大肆宣扬这个理念。纽曼特别喜欢洋溢在牛津大学四方院子以及剑桥大学庭院里那种特殊的学术氛围。
他认为学生如果有大量时间去研读经典名著,并有充足的时间与其他学者进行探讨,那么就能培养起独特的睿智——并最终成为那样的人才:“在任何场合都游刃有余,与每个社会阶层有共同语言;发表看法与缄默不语的时机拿捏到位;非常健谈及善于倾听;中肯发问以及能适时吸引教训。” 他这样写道。
在纽曼看来,牛津与剑桥的学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提高自己的学识层次——他们还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层次。纽曼认为:研读与探讨普林尼(Pliny)与卡图卢斯(Catullus)的著作会发挥独特的辐射作用,最终会让象牙塔外的芸芸世界因此受益匪浅。谁会纵论天下事?当然是大学教授,舍他其谁?
新人文学院(引发很大争议)院长格雷林(AC Grayling)纵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高校观,认为它是让自己的业余时间增添内涵的好办法。他的观点与纽曼似乎如出一辙,其对手们则可能会说他应该让所有人的业余时间都富有内涵——而非仅仅那些每年支付1.8万英镑的莘莘学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镑大幅贬值,各个大学失去了政府的大部分拨款,还让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苗子成了炮灰,它们于是转而求助于政府。1919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因运而生,政府向大学施以援手。如果听信基莱教授的话法,政府当然就是绊脚石。
诸位请看随之发生的事。1939年,50万学生(约占全国人口2%)进全国的21所大学就读。如今,全英国拥有100多所大学,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了200万,约45%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如今围绕大学的争论是能够说明自己所花的经费有理有据。
其它的出资方进入私立大学(包括拥有《金融时报》的培生教育集团(Pearson)),也在改变整个高校发展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大学若是采纳白金汉大学的办学模式,未来会是什么样?
举个例子,全英国若有20所大学放弃政府拨款以及政府管制而都成为私立大学,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届时肯定会提高学费。“众多私立中小学每年竟然收取3万英镑学费,”基莱说。他接着说,私立大学届时会在全球争夺优秀师资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但是,我们是否希望提升那些“学术界曼联队”(私立大学)的声望?(如此一来可能对低层次院校不利)。很多人非常反感这种想法。
持此立场的代言人当属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英国文学特聘教授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说:“英国大学的资源已被自己所培养的银行家与投机分子淘空,一群学术精英完全不是恪尽职守,他们选择跳槽,并带走了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他担心最后结果会是“把本已元气大伤的公立大学降格为二流水准”。
我不禁纳闷,如果英国涌现更多的私立大学,白金汉大学会向何处发展?它会失去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吗?另一方面,它已在竞争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了35年。
基莱说:“因为我们直面市场竞争,所以特别关注学生的具体感受。但正如其它大学认识到自己同样置身市场竞争,它们也会关注学生的具体感受。当这一切成为事实时,我们就必须勇敢地面对这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