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伯明翰大学校长:英国大学如何保持独立
53岁的伯明翰大学校长大卫伊斯特伍德看起来更像一名官员，而不是学者，虽然他也是一位历史教授。他精力充沛、不假思索、语气笃定，对批评声音的反击果断，当然，偶尔也能感受到外交辞令与事务性的圆融。
毫无疑问，这种干练与圆融与他繁多的社会兼职有关。在2009年4月成为伯明翰大学校长之前，他曾任英格兰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HEFCE）的CEO，还曾主持过1994英国高校联盟（1994 Group是英国一个研究型高校的联盟），英国大学联盟长远战略小组以及东英格兰大学协会。在学术方面，伊斯特伍德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皇家历史学会的研究员，发表了大量关于英国国家历史、思想史、选举政治方面的文章。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是一个比较高调的校长，在不同的全国委员会以及机构中 任职，并利用自己的影响以及人脉网络为伯明翰大学服务。他是英国提高大学学费政策的一名支持者，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的抨击，“我们的校长并非一个普通的校长，他成了当下高等教育领域所有变革的代言人和游说者。他在任期内将自己的职位极大地政治化，他成了政府的走卒。” 对此，伊斯特伍德回应说，“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你坐在后面进行批判，身体力行做出一些改变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前两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教育预算的瘦身造成对学生资助金额的削减和学费的调高，这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伊斯特伍德多次将批评者形容为“一小部分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批评是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也是作为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想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在1980年代，伊斯特伍德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医生曾经认为他40岁的时候要坐轮椅，并一度认为他失去了语言能力。他适应了从一个健全人到残疾人的转变。身体障碍看来丝毫没有影响这个英国人旺盛的生命力，他喜欢音乐、政治、步行、运动以及红酒，还擅长写足球评论。
英国大学如何保持独立
人物周刊：在英国，一名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有哪些？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当校长是在领导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如果把伯明翰大学与一个商业机构类比，那么我们就是在运营一个每年大概有五亿英镑资金的商业机构。我们聘用了大概六千名教职员工，有两万八千名学生，所以当校长责任重大。我认为校长的责任是创造一个可以给学生和教职员工发展的地方。管理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要有大学发展的战略，特别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高等教育环境下。同时校长必须先是一个非常棒的科研人员和教师，这样才能感同身受。
人物周刊：在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通常是政府任命的，在英国，大学校长产生的程序是怎样的？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其实是由理事会管理大学的，理事会成员是独立的，他们管理这个大学但又不属于这个大学。大学校长是理事会任命的，选拔过程是公开的。现在很多英国大学会用猎头公司来找校长，猎头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招聘，在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非常严格的评估和面试，最后才做出决定，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都如此。
人物周刊：在中国，学者们经常批评高校的“官化”和“行政化”，其直接表现是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在人事、经费乃至思想教育、教学评估等方面强力干预高校，致使高校缺乏独立性，您如何评价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和高校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有怎样的机制保证高校的独立性？
伊斯特伍德：在英国有一种机制，比如像伯明翰大学这种老牌大学，是由独立机构控制以保证它的独立性；而在1992年议会决定成立的那批大学是由政府保证他们是独立的。不过政府对大学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它能决定大学一部分的资金来源，控制教学质量。政府对大学的资助并非直接资助而是通过一些机构来资助的，比如说最重要的是高等教育资助机构，这个机构资助英国大部分的教学活动以及大概一半的科研活动。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机构是英国的研究理事会，它分成7个不同的理事会分支。虽然这些资金是公众的资金，但它们是独立分配的。理事会会跟英国政府建议，哪一些研究领域是优先考虑 （拨款）的。而保证其公正性的一个方法是由质量监控机构来做一个审评，这个机构也是政府下面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有自己的董事会。做评估的人员都是来自不同大学的学术人员。这是一个混合的模式，大学的独立性就在于它所花的钱和它提供教学的质量要对政府、公众负责。
人物周刊：你认为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这种评价应该由谁来做出？
伊斯特伍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科研领域非常国际化，怎么判断大学科研方面的成就呢？比如说从同行的评审、从他们发表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大学科研方面的影响力可以看到这个大学是否成功。但我认为要评估教育的质量和授课的质量是比较难的，评判一个教育是否高质量，要看毕业生毕业之后做了哪些事情，得到了怎样的成就。
人物周刊：中国人提到英国的大学，首先会想到牛津和剑桥，相比这两所学校，伯明翰大学的特色和优势在哪里？英国还有很多高校，英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大学之间的竞争情况如何？
伊斯特伍德：牛津是一个非常棒的大学，我也是在牛津接受大学教育并在那里任教多年。这两所大学成功的地方在于其悠久的历史、他们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一些资源，以及他们可以吸引世界领先的学术性人物来授课和做研究。英国有很多的高校，而且非常多样化。像囊括牛津、剑桥在内的罗素集团，你可以看成是英国的常青藤，集团的成员是非常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伯明翰大学也位列其中。其他大学的质量也很高，但它们可能比较重视教学，比较少的精力放在科研方面。伯明翰大学学科的分布是英国高校中最广泛最全面的，研究的领域也非常全面，从生物医药研究到工程到莎士比亚研究都是我们的强项，而且我们有英国最美丽的校园。
中国学生太喜欢抱团了
人物周刊：伯明翰大学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你对他们的整体印象如何？
伊斯特伍德：在伯明翰大学有1200多个中国学生，我感觉他们学习非常投入，是很好的学生。当然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学生太喜欢抱团了，不太喜欢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我们很希望中国学生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这样大家能够了解彼此的文化，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就业率，因为学生视野会更加广阔。
人物周刊：最近两年在美国，“虎妈”引起了热议，据说美国乃至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恐惧感，对中国的下一代可能超过西方的下一代也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真实的吗？还是有被夸大的成分？
伊斯特伍德：其实我觉得“恐惧”这个词不是一个正确的词，起码在英国我们是认识到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并欣赏这种实力，我们希望和中国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是世界政治以及文化格局的自然流动。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学生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能够认识到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能够认识中国和印度这种新兴的国家，而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现在还是19世纪。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往往被批评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成绩好但创造力不足。事实上，中国大半个世纪里没有在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贡献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就这方面，您对中国教育有何建议？
伊斯特伍德：我同意你的看法，创造力是很重要的，创造力是很难被教、但却很容易被抑制的。我认为在教育体制中，对学生的考评和学生自发成长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坦白说，在英、美、加、澳这些国家的教育体系里，会有更多的空间给学生发展他们的多样性、创造性。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大学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英国的大学，为什么呢？很多研究表明是因为他们投入太多的精力到考核和严格的授课方面。
像你刚刚说到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间 会得到改变，因为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来产生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当这种教育体系的持续发展产生一定成效，就会吸引有名的科学家来到中 国，有可能是华裔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当这种智慧的头脑相碰撞的时候，在中国这种拥有先进科研设施的地方就能有很好的科研成果。
人物周刊：您认为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刚进大学的新生问你，他们应该怎样度过大学4年才不会后悔，你会怎么回答？
伊斯特伍德：本科教育的目标，我认为有3个方面：第一，学生必须投入到他的学习当中；第二，要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机会，比如各种组织的各种活动、教授们的各种讲座；第三，毕业成绩要好，要培养独立学习的能力。这样他的可塑性比较高，毕业后才会有更多的公司愿意雇佣他，因为他不仅有学术能力，还有一个灵活的头脑。他还要有回馈社会的一颗心，因为高等教育是很多人都享受不到的，所以他要回馈社会。
人物周刊：现在人类已进入知识爆炸和信息传播极为便利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近几十年在基础科学和重大发现方面似乎进展缓慢，您认为在这个时代，教育思想变革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伊斯特伍德：我觉得应该区分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概念。在过去15年，信息的流动的确是非常迅速，但这不能代表我们就知识渊博。所以大学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场所，外面有那么多的知识，大学可以帮你系统化结构化，而且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知识的地方，是一个进行更多科研活动的场所。我们回头看过去几十年内产生的一些突破，比如说基因序列，比如说大众传播，比 如说新材料的发现，比如说疾病的一些新的疗法，大学还是站在这些重大突破的最前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