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越来越不值钱？

本文作者：伯樵，原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毕业季，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走入工作岗位。另一边，高考后的学生们，步入估分、选大学、填志愿的一系列流程。

但与此同时，近些年伴随着升学教育的争议也越来越多：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庭甚至不愿让孩子读大学，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吗？文凭，为何越来越不值钱了？

什么是文凭的通货膨胀？

讨论“文凭为何越来越不值钱”，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凭的通货膨胀，以及文凭的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文凭的通货膨胀指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

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相同学位时，其价值自然也随之下降。

在美国，高中文凭在1940 年之前还相对罕见；而现如今，高中学位已是家常便饭，在找工作时几乎一文不值。大学入学率在年轻人中超过了60%，大学学位也面临着如高中学位一样的命运。

 

当学位已经发生通货膨胀时，它们的主要价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场，用来获得更高的学位。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教育学位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人们追求的是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工作职位。而当学位贬值时，最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

这就是教育扩张的主要机制。

为何会产生文凭的通货膨胀？

教育文凭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更多的教育，能够生产出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的好工作。

全世界发达经济体面临着一个日益明显的严重问题，而教育的确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个问题是，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非体力劳动的威胁，中产阶级即将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内，如果商业公司试图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岗位，导致没人买得起资本主义产品，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因此垮台。

 

文凭通胀则有助于缓和这一问题。

在美国，是教育的神话支撑起了隐藏的福利国家。再加上小学、中学和高等学府里的数百万教师及行政人员，教育通胀背后隐藏的凯恩斯主义也许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轮不会沉没。当然，教育也面临技术化的威胁，例如教师被电脑替代；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教育也许就无法阻挡科技替代的发生。

不断被构建的“文凭”

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

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

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其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此时，文凭的重要作用，在于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

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它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但他们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那样，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

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会学中的文凭脉络

这论证看似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上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

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对我们的启示

“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

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

对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

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credential inflation）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

虽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