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5年公派留学 回国率98.23%

国家公派留学的归来价值

我国公派留学的选派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和管理办法，建立了涵盖各专业领域达3200人的评审专家库以保证选派质量;大批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如期回国支援我国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才交流与合作。

国家公派留学是培养国家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及国家急需各类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在2012年国家公派留学选派工作会议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有关负责人谈到，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选派规模从1996年的2044人增至2010年的13036人。15年间共选拔91560人;目前仍在外学习的留学人员23700多人;按期回国率平均为98.23%。

这些已回国的公派留学人员中，以访问学者身份出去的人员回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新的姿态绽放着他们的美丽。

付忠广(左二)在公派期间积极促成了华北电力大学与美国普渡大学卡柳美特分校的合作。图为签署合作协议时，他与华北电力大学校方代表团合影。(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公派期间，钟新(左一)访问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院长迈克·卡必尼，二者就公共外交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学科人脉延续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回国后依然与国外的导师、科研团队等保持着友好的联系，通过他们的纽带作用，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之间建立了稳定持久的学术交流渠道。

“他们所带回来的学科人脉为将来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浙江大学外事处处长范捷平认为，大批选派人员在留学期间所建立的学科人脉对我国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有着关键性的带动作用。

一些派出人员在出国交流期间，也促进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从而推动高校间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付忠广，2008年获得基金委的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由华北电力大学派出，赴美国普渡大学卡柳美特分校做访问学者。在公派期间，他走访了很多美国知名的大学和中学，结识了一些学者，了解到国外大学的学术发展现状与动态。在他的积极促成下，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教授访问了该校，并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如今，华北电力大学每年都接待普渡大学卡柳美特分校的学者访问，并每年派出学生或教师赴该校学习，两校建立起制度化的交流沟通渠道。

付忠广说：“通过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了解到国外的科技发展动态，了解到国外的学者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了解到我们研究梯队的真实科研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归国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更好地指导研究梯队中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

学科人脉的延续促进了我国高层次人才与国外同等水平或更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的对接，对我国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起到了拉动作用。

学科方法创新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回国后，把在国外接触到的新理念、新文化等带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个人事业的创新发展赢得了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2007年9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交流。她说，通过这段经历收获良多：“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进行中西方的融合，取长补短;在科研方面，开阔眼界、了解前沿、结识大师同行。”在一年的公派期间，她重点关注了公共外交和媒介素养两个方面。回国后，她继续与美国学者保持联系，了解前沿动态，包括参加公共外交学术会议、开设公共外交选修课等。

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回国后，个人视野开阔，在教学和科研方法上更容易融入新的视角。通过与国外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交流，访问学者更多也更快地了解到一些学科的前沿动向。回国后，借鉴国外的一些好的做法，他们可以不断探索新型教学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基金委选拔的“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70.58%，具有硕士学位的占22.61%，具有正高职称的占16.52%，具有副高级职称的占45.9%”，派出人员的学历层次、职称结构等较之以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2011年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申请的人员总计300人，其中在职人员83人，学生217人;最终187人录取，其中在职人员41人，学生146人，创历史新高。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的公派留学工作更加注重质量，被选派者更加期望通过这个平台提升自己，将来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而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对公派访问学者的派出形式也作出了调整。2012年国家计划对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等项目重点推行以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为依托的新的选拔办法，重点支持以团队形式派出，更加强调派出的整体质量。公派留学的归景(创·事·记)

我国在1979-1981年派出的留学人员回国率最高，派出人数与回国的人数大致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段时间以派出访问学者为主，人员基本上来源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经过严格挑选，为了祖国的强盛而学，而归。

1996年，教育部对国家公派留学制度进行改革。自此，国家公派留学的外延不断扩大，从以前的全额资助到后来的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从国家公派专项出国留学项目到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还将部分自费留学生囊括其中。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内，公派留学依然会呈现规模扩大的发展趋势，公派留学的回国率依然会保持在高位。

这包涵了如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因素：

首先，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广大的留学人员看到了归国正当时。

其次，国家先后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教育部设立的面向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的“春晖计划”、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组织实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积极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最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所以，海外人才不论是回国创新还是创业，都有着巨大的施展空间。(齐心)

从“守株待兔”到“荒原逐鹿”

“国家公派留学”的经历，对于邓建华的企业市场战略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位来自江西抚州的“老表”，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物理电子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微波技术及其运用。

2010年9月，带着产学结合的想法，邓建华在成都高新区注册成立了鼎格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研制空间映射优化系统实用软件。他说：“开发这种软件是因为目前很多无线通讯设备的微波线路研制需要计算机软件的操作平台，市场有需求，我们就做这个。”

邓建华坦言，创业伊始，相比技术难关，更难解决的是如何拓展产品市场，并获取企业发展的后续资金。

(一)

公司注册后一个月，邓建华还没来得及理清这些问题，就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下，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杜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杜克大学这一年的交流经历，使我初步了解全球化对技术、市场和产业链的深刻影响，确实获益匪浅!”邓建华说，“这里的商学院非常有声望，经常有著名企业家演讲。”其中，享有“互联网先生”美誉的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的讲座给邓建华留下了深刻印象。钱伯斯认为，用户是思科公司文化和业务方式的核心，率先预判和了解用户需求才能使产品领先于市场变化。

这一年的留学见闻让邓建华对企业运营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也为他回国后如何改变企业的市场战略做足了准备。

(二)

“之前一年，在产品和市场的关系中，我们奉行‘守株待兔’策略。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的项目都是定制型的，例如四川省委组织部委托开发的‘四川选调生系统’项目、中电集团电子十所多波束天线研制等。这些项目，其他公司也能做。”邓建华笑谈，“这种策略确实能够快速获取小笔资金，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更像是挣计件工资的工人。”这种策略导致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

今年9月刚刚回国的邓建华迫不及待地要把他在国外感悟到的新想法付诸实践——技术型企业的定位要从“计件雇工”转变为行业引领者。邓建华现在对公司的市场战略做出了全新调整：“不是市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告诉市场应该有什么!我们必须开发技术优势突出、特色鲜明、且具备市场潜力的产品。回国后，我和同事们开始研发微波电路先进并行设计系统，该系统可扩展应用于电磁优化以外的各种工程设计领域。目前业内还没有其他人做呢!”

邓建华总结，他这是主动寻找“市场新大陆”，变“守株待兔”为“荒原逐鹿”。从长期来看，该系统一旦开发成功，其品牌效应和边际收益要远大于目前计件工资的短期收益。目前，鼎格公司正准备入驻成都高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依托园内专业化孵化器以及专业化技术平台，享受各种融资、人才、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企业的高新技术认证资格也即将获得。

通过一年的国家公派留学，邓建华为今后的企业发展找到了方法：“如何解决市场和资金问题，我们公司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