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生活有感 天鹅与天堂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校长为各国留学生举行的酒会。酒会大厅的两侧就是学校的名人廊，排列着长长两列大理石塑像，纪念所有作出过杰出成就的校友，其中有生物学家达尔文、哲学家休谟和文学家史蒂文森。
站在这些名人塑像前，我不禁想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深受触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只有尊重人才和知识，才会昌盛。
不过，爱丁堡大学最著名的塑像也许是名人廊外面的福尔摩斯像。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侦探曾经在爱丁堡大学任教。作家柯南.道尔当年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福尔摩斯”就是教授他解剖学的贝尔博士。贝尔博士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科学推理令青年道尔佩服不已。道尔不仅把贝尔作为悬壶济世的榜样，而且后来还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人物。
然而据说，贝尔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个头戴猎鹿帽、身穿潇洒披风、行动神出鬼没的大侠，而是头戴高顶帽、身穿呆板套装、做事一板一眼的学究。我的导师白恩教授虽然不是福尔摩斯，但同样具有敏捷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他除了定期出国讲学以外，还兼任国内外几所大学的学位考试委员，所以经常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穿梭来往。他的妻子白丹开玩笑地抱怨说，白恩每年花在飞机上的时间多过在家的时间。
有一次白恩应邀去新加坡的一所大学担任考试评审委员。我对他说，在那你能吃到美味的中餐。一星期以后，白恩从新加坡回来，他苦笑地说，这一次他吃掉了一生的中餐。
原来考试评审工作结束后，学校为国外来的评审委员们安排了一个答谢晚宴。在“全盘英化”的新加坡，白恩以为晚宴与英国相似，只有三、四道菜，所以三道菜过后，就已经吃饱了，可是没想到后面陆续还有。在主人热情的三邀四请之下，白恩只好硬着头皮(和肚皮)吃下去，一直吃了十道菜！华人的好客之道注重主人家的面子，经常向客人硬性推销自己的好意，结果是，主人要“撑面子”，客人就只好“撑肚子”。
白恩夫妇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十四岁的大女儿小锁和九岁的小儿子大麦。小锁继承了母亲的艺术细胞，而大麦则显露出父亲逻辑思维的天份。有一次我在白恩家吃饭，一走进他家的餐厅就楞住了：迎面看到一幅列宁的肖像。这是一幅铅笔素描，把列宁特有的深邃眼神和山羊胡子画得惟妙惟肖。
当时苏联已经解体，这位苏联的缔造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已被人淡忘。即使在中国，现在也并非能常常见到列宁的画像。
英国当时正由保守右派的撒切尔夫人(按港译戴卓尔夫人)执政，她把苏联和共产主义比喻作“恶魔”，然而就在此时此地，我却见到了列宁的画像。这个令人意外的发现让我半信半疑：“这是列宁？”他们看到我神经兮兮的样子，都笑了。这幅画是小锁的杰作。我问她能不能把这幅列宁肖像送给我，但她笑着说要为我画一张撒切尔夫人的像。
其实，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英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都曾在英国进行过社会研究和革命活动，并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非常关注。马克思曾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英国实现。在英国，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而且在国会里拥有议员的席位。后来我还遇见过举着“镰刀斧头”红旗的游行队伍，他们打着鼓，吹着号，前面还有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开路，好不热闹！这种景象与我原来想象的西方“资产阶级专政”完全不同。
作为白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我的到来引起他全家对中国的兴趣。有一次，大麦拿出地图，让我指出我住的城市的位置。当我说到城市有八百万人口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因为占英国国土三分之一的苏格兰地区总共才有五百万人口。
大麦问整个中国有多少人口？在听了我的回答以后，他瞪着大眼说：“如果中国人一起跳到海里，那么整个地球就会被水淹没了！”这句童真稚语令我感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小锁和大麦长大以后，姐姐没有去作画家，而是投身了政治；弟弟则选择了作哲学家。
在白恩家，我认识了也在爱丁堡大学任教的麦林夫妇。他们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出版了好几册美术摄影集。麦林教授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取名叫“雪雁”。每到假期，他们夫妇就乘着白色的“雪雁”去拍摄苏格兰的山景湖色。在他们的镜头下，大自然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油画。
有一次他们去中国苏州参加学术研讨会。他们了解到，由于“文革”，这座古代遭到过破坏，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被当作“四旧”，流落在街头巷尾。所以，对他们来说，苏州旧货摊的吸引力要大过研讨会的讲台。
麦林夫妇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果然买了许多古董杂物。白恩请我作陪，在他家里为麦林夫妇满载而归的苏州之行设宴接风，并且举行一个小型的“苏州古董展”。
麦林夫妇一件件地拿出他们在苏州搜寻到的“历史文物”，一边解说，一边请我们欣赏。其中有一把湘竹折扇，扇骨上有泪痕似的斑点，扇面上抄录着一首古诗词。他们要求我用汉语为他们朗诵。看到毛笔书写的汉字，一股乡情油然而生，我迫不及待地朗读起来。这首诗词笔调凄美，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的爱国忧国之情。我才念到一半，眼睛就已经湿润了，嗓子也哽咽起来。
当“古董展”进入最后高潮的时候，麦夫人捧出一个黑色的小圆盒，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是中国古代用于祭天的器皿，由于苏州的小贩不了解它的历史价值，所以他们趁机讨价还价，用很划算的价钱买了回来。我也从未见过祭天的宝物，赶紧探过头去看，却不禁笑了出来。
原来那是中国小学生用来蘸浸毛笔的墨水盒。麦夫人指着盒盖上“天鹅牌”中的“天”字，坚持地说：“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代表天堂吗！”我解释说，当“天”字单独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理解为天堂，但是当它与其它的字组成词的时候，意思就不同了。她不情愿地接受了事实：天字加上鹅字，即是鹅在天上，那是天鹅，而不是天堂！
聪明反被聪明误。精明的麦林夫妇因一字之差，用古物珍宝的价钱买回了一个平凡的墨水盒。许多年以后，我在香港专卖古董杂货的“猫街”上，还真的看到了同样的墨水盒。说不定再过一百年，它就真成了古董。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天鹅牌”墨水盒，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才会知道它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