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的留英日记

2013年12月12日，在我乘坐的CA937（北京-伦敦）航班上，300来人中，大多数是中国人。到伦敦后才发现，处处有中国的痕迹。

比如我的房东家里不少东西都是中国造。一台东芝多合一电视机，带DVD光驱，是中国1999年制造的，在中国却很罕见。又比如家居用品不少都是中国生产的。在大超市，淘大酱油、李锦记老抽并不鲜见。

这都不算，在伦敦街头，有不少旅游纪念品在卖，比如大本钟、电话亭和皇家警卫的小摆件都产自中国。在服饰与食品零售品牌Marks&Spencer店里，连女王像的小胸章也是中国造！

更典型的例子是：在伦敦的最高建筑“碎片大厦”（The Shard）亦是欧洲最高建筑，在楼下的导览图上，“胡同”两字格外显眼：它是位于33层的餐厅，由Aqua Restaurant Group打造，共设130个座位，供应新派中国北方地区佳肴。

伦敦地标建筑“碎片大厦”（The Shard）是欧洲最高建筑。

其官网上的菜单显示，有贵菜名曰：“圣旨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包青天”。亦有便宜的龙抄手、胡同担担面。

除了产品、文字和餐馆等无声的中国印迹之外，在伦敦，流动并居的中国人则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少的风景。

如果你去逛街，会发现中餐馆“红满天”的老板说得真对：“这几年，华人太多了。在伦敦每个角落都能看到”。

我认识的Claus夫妇，普通话水平高。她们的大女儿普通话水平堪称一甲。她说，“学了七八年中文。这儿有很多少台湾人。我要和他们分享教义，用中文当然更好”。

在我访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中至少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中国，在英国其它大学，求学的中国学子亦不少。

一天，我到大英博物馆参观，中国游客的密度让人咋舌。更传奇的是，我居然遇到今年7月刚到纽卡斯尔大学读研的学生琦。没有预约就突然遭遇，这极小概率事件只能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了！

英国《华商报》去年报道的数据显示，2012年英国在中国的各使领馆共签发491,130个签证（2011年，459,000个）。其中旅游签证（包括商务旅游）达到216,240个。在英读书的学生则从2011年的239,000跌到197,000人。

中国的货物来了，中国的人们来了――前者走进了英国的千家万户，后者则有意无意与当地人进行了交集，在伦敦则成为33%外来人中的一部份。可问题来了，中国人来了，他们留下了什么？

在圣诞节那天，房东Wini请我们三位中国租客吃饭。我说我们读书时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然后问他们中小学时是否学过中国相关的历史。Wini说，“我们学世界历史时，主要是欧洲史；印度史和朝鲜史也会有一些”。

事实上，就Wini家来看，电视的频道里是没有CCTV（央视）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伦敦家庭，但或是一个典型的缩影。在超市和书店售卖的图书里，你会发现中国题材的书要么没有，要么在极不重要的楼层。

在短暂的观察中，我发现伦敦媒体多持批评中国或防范中国的论调。

最典型的是去年12月16日《每日邮报》封面头条《Why Are We Giving China £27m In Aid?》（我们为何要给予中国2700万英镑援助？），批评英国首相卡梅伦向中国示好，理由是中国刚把火箭发射到月球，而且是一个经济强国。另一个例子是SKY TV 12月17日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国宗教信仰的报道。

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贝克汉姆在身上的纹身居然有中国古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以为中国文化怎样怎样大英帝国了。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在著作写道：“中国文化影响近乎零，亦不会增加”。一个佐证是在各大音像店，中国电影人的碟很少：在FOPP音像店，我看到的只有：李安的《色戒》、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王家卫的个人合集，贾樟柯的三部曲和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还是王洛宾唱得好：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中国与英国之间，何止一江水，现代化的飞机直飞，也得11个小时，从格林尼治时间到北京时间，整整8个时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