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孩龙宽的英国纪行回忆录

带你走近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孩---龙宽她在十五岁那年独自踏上音乐征程,她为了自己的爱情和理想只身远赴英国。

人物简介：

主音歌手、吉他手、词曲作者

生于北京

14岁 立志做职业音乐人

1998年旅居英国

1998年1月，在伦敦组建朋克乐队MIKA BOMB，担任主音吉他手及和音

1999年4月，MIKA BOMB与国际著名独立音乐厂牌GRAND ROYAL及艺人经纪公司Sanctuary签约，随即发表首张单曲《SUPER SEXY RAZOR HAPPY GIRLS》

2000年5月，MIKA BOMB发表第二张单曲《HEART ATTACK》并开始全英巡回演出

2001年回国发展

18岁的我，不会设计未来

我在飞机上吐了个天翻地覆。站在海关人员面前我的身体发飘，大脑累得不想再转。他要我把身上带着的一大沓美元拿出来给他看，又问我数目是多少，我说大概有五千。这么些钱够支持多久?他问我。

“我父母还会再寄钱来。”这是谎话。

他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盖上了九个月的签证。

这是1998年1月4日的晚上，第一眼看到伦敦的时候它就在下雨。

去英国对于我所有的朋友来说是一件突然的事，我在北京的生活刚刚进入最舒服的阶段，每天跟一群感情深厚的哥们儿生活在一起，和唱片公司准备签约做专辑。而我放弃这一切跑到英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十八岁的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英国人，所以在他回国以后决定去找他。

瑞斯克是让我不顾一切飞越万水千山来到英国的人，早已在伦敦有着稳定的生活，他说不愿意见我。马上打道回府的想法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接下来的念头是，我要留下来。我要在伦敦呆下去。

一个人在十八岁的时候从不会设计未来，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到了英国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开始，没给自己设计一条退路。如果不是为了爱情住在这个国家，那么它吸引我的只有音乐，比北京更广阔的音乐空间。

第一个星期我出去买了一份专门登各种免费广告的报纸Loot，在上面给自己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女孩，歌手兼吉他手兼词曲创作人，有意组乐队者请打电话。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接到了三十多个电话，但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广告上的“中国女孩”而感兴趣，我见到了各种各样不靠谱的乐手，他们不是根本不会弹琴，就是拨弄两下吉他以后就开始对我胡言乱语。

我借住在北京认识的帕特家里，他在伦敦大学上学，我每天白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熟悉街道，心里想，这里的冬天真暖和。空气因为经常下雨而非常潮湿，温度跟北京的春天差不多。周围的人似乎都在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白天人人都去上班了，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牵着狗的老人和附近大学的学生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头两天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向许多人问路才回到家，被问的人知道我英文不好，都微笑着慢慢讲。

那段时间内伦敦确实给了我非常良好的印象，超市里面的食物之多让我兴奋不已，超市外面有人在卖一种叫Biglssue的杂志，它是专为无家可归的人和失业者办的，售价一英镑，卖它的人每份可以得到45便士。租录像带的商店里有我想看而在中国找不到的全部电影，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和地铁里，也像是在看电影一样，有那么多酒鬼、疯子，打扮很酷的年轻人和穿西装的白领上班族并排坐在一起，这一切让我觉得伦敦是一个色彩丰富、充满机会的城市，对于前面未知的生活，我不再感到担心。

我住的地区叫King’Gross，是伦敦有名的红灯区，街上电话亭里贴满了妓女的照片，我把它们都摘了下来，贴在我练琴房间的墙上当做装饰品。

穷人看病过程不到一分钟

到了三月，我终于找到了几个合适的乐队，但帕特家却因为他不停地唠叨关于房租和电话费的问题而住不下去了。在我见过的乐手中有一个叫焦恩的爱尔兰人，他说如果我暂时找不到地方，可以先搬到他那儿。我在报上看了看租房的价钱，最便宜的一个月也要三百英镑，我带来的钱只能支持不到半年，现在只能尽量找免费的地方住了。

我搬到了焦恩客厅的沙发上，这对我来说是在伦敦的漂流真正的开始，因为周围不再有一个人跟北京有关系，也没有人能跟我说中文了。

焦恩是无业人员，住着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寓，每星期去领取40多英镑的救济金。在这里只要你是英国人又没有工作，就可以去登记，政府有义务保障你最基本的生活。过一段时间政府会协助你找工作，但如果你不想工作，就可以想出各种找不到工作的借口，甚至去一些饭馆或是商店开“现在没有空缺”的证明信，说明不是你懒得工作而是确实找不到，这样就可以常年地领救济、住免费公寓。焦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同时还是一个忧郁症患者。因为我有一天下午回家的时候，发现他躺在床上，身旁有一个治忧郁症药的空瓶子。我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洗胃，出门时我问护士大概需要带多少钱，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救护车是免费的，医院也是免费的。

我一直认为焦恩企图自杀是他安逸却又没有希望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这种领救济度日的生活状态英文叫做Onthedole，我想它应该被当做一时的帮助而不能是长期的依靠，因此在我日后取得了领救济金的资格以后，我仍然选择了去找工作。

不过，英国的福利制度还是有它的好处，而且不止针对失业者和英国公民。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你在英国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由政府或者英国皇家拨款给医院，付工资给每个社区内健康中心的医生。家里人一打电话就叮嘱我注意身体，千万不能病，生活还不稳定哪有钱去看医生。我说在这儿看病不要钱，可他们听了总是将信将疑。

我在附近的健康中心注册了自己的私人医生，平常的小病需要提前打电话去预约看病的时间，惟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即使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诊所，也得排队等上一个多小时才能轮得到。因为是免费的，好多老年人有一点头疼、感冒或是肚子不舒服就跑去看医生，等候室里每天都是一大串人坐着等。

排队的人多了，医生就没那么有耐心，问一句：“怎么了?”就马上开药叫下一位，没什么亲切感。不像在北京，总是问清楚症状，发烧多少度，还要叮嘱这几天多吃什么少吃什么。有一次我发烧实在爬不起来了，打电话到诊所，医生开着车上门来看我。但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我说：“咽喉有肿的地方。”他摸了我的脖子一下说：“扁桃腺发炎。”开了一张药单放在桌子上，就走出门了。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也没有一个微笑给人。

药要拿单子到药店去买，学生和失业者在那一栏打个勾，就不用给钱了。诊所里都是不分科的普通医生，只治一般的常见症，如果怀疑是什么大病，就会联系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检查诊断。

一般人生病了都在附近诊所看，只有当遇到外伤或突发病之类的意外情况才会上医院的急诊室。那里排队的情形更可怕，坐在一群或呻吟或狂叫的伤病员中间等上七八个小时甚至一夜都是可能的事情，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所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叫救护车。

有钱人不用受这种罪，宁可花钱去私立医院看病住院，也不挤在享受免费医疗的平民中间。那里的环境和条件比免费医院又要好得多。

昂贵的大学学费使我无法负担

我在附近的社区大学注册了两项课程：吉他和爱尔兰民间音乐。还有其他看起来极其吸引人的科目可供选择：绘画、雕塑、摄影还有陶艺制作。学费非常低廉，每小时大约3镑，而我因为没工作干脆就免费上课了。这种学校只有结业证书没有文凭，但是确实能学到东西也能遇到不少人。

伦敦这点好，不管是跳舞、做饭、心理学还是西班牙语，随便想学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能找到教它的地方，学费也不太贵。如果要上正经大学，那当英国人就要优越得多，一年最多才交1075英镑的学费，如果有困难还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和生活补贴，而且可以一直等到毕业找到正式工作以后才开始还钱，每月还一点，10年还清也没关系。但留学生的学费要差不多8000镑一年，也没人给贷款。伦敦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任何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能够轻易负担得起的，一张市区通用的月票就要人民币一千多元钱，要去打工的话，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压力很重。

虽然英国的教育在全世界有很高的地位，但我还是不想去上学。我觉得伦敦这所社会大学就够我上的了。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异常忙碌，每天练琴，跟几个乐队同时排练，到深夜才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伦敦的出租车贵得惊人，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考虑打车，宁可从排练室背着琴走上半个小时到公共汽车站去等车。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可以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排练室之间东奔西跑。我只是想着，还不能休息，现在是努力的阶段。

在焦恩住院期间我搬到了他的朋友斯考特那里。他同样是一个Onthedole的无业人员，但他不住在政府的免费公寓里，而是给自己找了一所有着十几间卧室的3层大房子。这种房子在英国叫Squat，意思是非法占用房，一般是属于政府的空房，或者是房地产公司还没有卖掉的房子。按照英国的法律，只要是有人换了门上的锁并且已经住在里面，警察就不能直接闯进来，而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以书面文字向住客下驱逐令。但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法律程序一耗就是一两年，或者是房主懒得再理这件事了，里面的人就可以安心地住下去。报纸上登过这样的事，一个人在一幢Squat里面住了几十年以后，通过法律成功申请成为了这所价值几十万英镑房子的合法主人。斯考特在他的房子里就已经住了3年了，搬进来的时候有水有电，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他把所有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全漆成红色，还养了3只猫。

斯考特住的地方在伦敦东边的Hackney区，是一个移民聚居的地方，街上有黑人、印度人、越南餐馆、嬉皮和朋克，我每天就在各色人等中间穿梭而过，慢慢熟悉着这种五颜六色、杂乱却又相安无事的气氛。我的英文在快速进步，口音也越来越伦敦化，可以自如地与人聊上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我花了不少钱，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哪儿的东西更便宜，认识斯考特以后我才找到了最省钱的生活方式，知道了哪儿有便宜的二手唱片、衣服市场，坐车和地铁应该买一张统一月票等。

我越来越经常地光顾街上随处可见的慈善商店，住在附近的人们都会把家里不用的东西用大包装着送来，在店里以极低的价钱出售，收入的大部分捐给不同的慈善组织。在这里能找到衣服、书、唱片，从家具到装饰品之类的小玩意儿，而且每天都不同。

不久，斯考特接到了要他搬出Squat的通知，信中还说政府在附近给他找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我跟他一起去看房子，里面有走廊、一大间卧室、厨房、厕所和浴室，看着还不错。我和他一起搬了过来，买油漆自己动手把整个房子刷成了红色和紫色。就连油漆钱和粉刷费，都是政府给报销的。

在这所房子里，我一直住了两年。

东方面孔的魅力

1998年的夏天，我每天听激烈、冲动的朋克音乐，出门之前先往头发上喷一层绿色，并用发胶让头发全立起来。我去专卖朋克服装的Kensington市场买回一大堆化妆品，有脸上用的白粉，黑色的眼影和唇膏，每天就像只熊猫一样在街上走来走去。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了解我的过去，所以我可以以任何形象出现在别人的面前。而且我想伦敦是一个什么新鲜玩意儿都见过的城市，还是朋克文化的发源地，所有人对这一套东西都应该是见怪不怪了，我也不会吸引到太多的注意力。但后来我才发现，大街上不光有很多人盯着我看，还有人向我打招呼甚至大声嚷嚷。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打扮的人统称叫做Goth(哥特)，曾经是一种风行一时的文化现象，还以为它是我的发明。斯考特也加入了我的行列，给自己涂上黑眼圈抹上白粉，我们走在马路上，经常引来英国小学生的围观。最令我惊讶的是，我的东方面孔加上这样的化妆，在英国人眼中竟然成了绝顶美女，每天都有人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英国人表达方式很简单，他们会直接说“你有一张美丽的脸。”

我和斯考特去了露营三天的Glastonbury音乐节，搭帐篷的时候，一个英国老头走过来，他没有跟我说话，而是走到斯考特面前说：“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还没等斯考特回答，他又说：“你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她的脸，是一件艺术品!你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斯考特已经处于完全惊愕状态，结结巴巴地说：“对，我有时候给她拍照片。”

老头又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珍惜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我从不认为自己应该被归为“美女”一类，但那个夏天我陶醉在从未有过的兴奋感觉中，认真地扮演起被所有人爱慕的角色。我的钱还没有用完，除了练琴和演出之外，我白天去超市买一大堆菜回家做中餐，晚上和Hackney区的朋克们在一起玩，有时也去城里的俱乐部跳舞，然后坐夜班公共汽车回家。有很多优秀、有名的DJ经常在伦敦演出，例如Goldie、Orbital、DJShadow，他们演出的场所往往是一些小俱乐部，气氛很亲密，去那儿的人也没有很多装酷的时尚青年，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地方。

我仍然疯狂地思念北京，与所有的朋友频繁地通信，经常想象如果他们来这儿该有多好玩。

伦敦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玩，你会感到快乐但很难感到温暖和亲切。不管一个人和你已经有多么熟，他的生活仍然是他的生活，英国人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决定不再和你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人们见面的时候都要拥抱和亲吻，并且一定会问一句“你好吗?”每天出门，商店老板、售票员什么的都会叫你亲爱的、甜心，但我总觉得英国人是外表亲热，内心收敛，他们认为对别人应该有礼貌，但一旦发觉自己在感情上依赖别人就会深深地恐惧，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需要。这一点总是令我十分恼火。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和斯考特总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争执，在我的眼中，我有必要对他进行一次“再教育”。当他有一天十分有礼貌地对我说：“请你把那本书递给我好吗?谢谢。”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斯考特，你每天这么多礼貌用语快把我烦死了。中国人从来不这么客气，就像我跟你这么熟，递一件东西用不着谢谢，也不用一点小破事就说对不起，你不觉得累吗?”

斯考特对此感到非常奇怪，“中国人不说谢谢和对不起吗?那不是很没有礼貌吗?你不认为有礼貌会让人感到舒服吗?”

“中国人认为，不跟你客气是因为和你很亲近，跟没礼貌是两回事。”

我最终还是没能让斯考特明白，礼貌跟客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在英文里它们都是一个词。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们争论不休，那就是对于朋友的态度，我们的房子里经常会有哥们儿在这儿过夜，斯考特的观点是：既然他是客人住在我这儿，就应该我们睡床他睡地板，而且他还应该主动去干一些洗碗之类的事，作为一种感激的表示。我说，在你家里住一晚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是我(也就是中国人)，反而会更加照顾他，让他没有客人的感觉。其实我也知道，所有的英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学会独立生活，即使是父母也不会过多帮助你，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斯考特想的那样，他的想法完全正常。但我总是抵挡不住诱惑想跟他好好理论一番。就算我可以接受所有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仍然想试着哪怕是稍微“改造”一下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位同志。

复活节假期时，斯考特住在爱尔兰的妈妈来伦敦看他。他还有一个姐姐住在一间大Squat里，我在厨房里洗碗的时候，听见他们在电话里为母亲该住在谁家而争吵。最后斯考特输了，他一脸烦躁地走出房间，嘴里还叨叨着：

“这是不公平的!她的房子比我的大多了，凭什么不让妈妈跟她住?我这儿已经够小的了，根本挤不下三个人!”

“可是斯考特，她是你妈妈，她一年也见不着你一回，你不去爱尔兰看她，她都大老远跑伦敦看你来了，肯定是特别想你。你有什么可烦的?”我瞪着他说。

斯考特的妈妈在我们的公寓里住了三天，到了晚上斯考特很自然地拿出被褥铺在地板上让她睡，想都没想把床让给她。

我做了丰盛的中国菜，白天跟她闲聊讲笑话，倒也挺亲热。西方人对长辈没有叔叔阿姨之类的尊称，全都直呼其名，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斯考特一直因为他的生活空间遭到破坏而闷闷不乐，我也不跟他争论了，因为我似乎是这里惟一觉得这样不正常的人。

在英国小孩受到的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教育，中国人总是告诉小孩，有糖要和小朋友一起吃，但这里的父母最先教的就是“我的”、“你的”这样的词，从小灌输这样的理念，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空间。我欣赏他们身上的独立精神，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认真支配时间，规划未来，从小时候开始造就内心的自信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我喜欢这里大多数人不管别人的闲事，不乱讲闲话，每个人的私人空间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我不喜欢他们对父母的淡漠和家庭观念的淡薄，不喜欢人们的不善分享物质和不善交流内心，不喜欢人人看似很近但其实无比疏远。

我和许多人成为几乎天天见面的朋友，但总是感觉有一种无法逾越的距离，如果那层自己从小设的屏障不被拿掉的话，我永远不会真正和他们成为朋友。

这些事情都成为我怀念北京的理由，我并不相信某个人，只想念那里的空气，那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眼中北京开始美好无比。

我怀念北京的平民小吃

吃在伦敦是一件难受的事，因为在国外生活的人会突然想起一些在家吃过而这里没有的东西，尤其是以前自己并不怎么当回事、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小吃，想得口水长流，痛苦不已。这里的饭馆虽然是全世界哪儿的都有，但是出去吃一顿要花的钱会让每个人再三考虑，我大概每个月才会去外面奢侈一次。

中餐馆为了要适应英国人的口味，把菜弄得很清淡，并且还有一大堆不中不英莫名其妙的菜名，比如说FriedvegetableswithChowMain，就是把一些看着像用水焯过的蔬菜跟面条拌在一起，让我这个中国人很没食欲。英国人的日常饮食更可怕，一大块肉，半个土豆当主食，旁边一堆煮胡萝卜、煮豌豆、煮蘑菇，什么都煮。我老说，怎么那么想不开，往锅里放点油，炒一下多好吃啊!煮出来的东西既没味道又没营养，让人看着就不感兴趣。

我宁可自己做饭。附近有一条街上开了好几个越南商店，里面卖的东西上面都写着中文，让我很有亲切感，还有超市买不到的大葱、大白菜和大白兔奶糖。偶尔也会去趟唐人街，那边全都是香港或是广东、福建来的人，满大街都是鸟语，我只能跟他们说英文。去那儿，只是为了能买点榨菜、包子之类的东西让自己高兴一下，有时会听到旁边传来地道的东北话、北京话，我从不回头。

我最怀念的还是北京那些烧饼、馅饼之类的又便宜又好吃的平民小吃，能让没什么钱的人也吃得挺香。在伦敦除了当地的Fishandchips(鱼和薯条)，倒是有一种中国小吃，在中式、英式和土耳其式的外卖店被做成了不同风格，几乎到处都能买到——春卷。

每天在伦敦的两个地点，有HareKrishna的餐车在街头发放免费的印度饭，好几样菜加上黄米饭和点心，香喷喷的一大盘，还有酸奶和印度茶。斯考特热衷于去那里白吃白喝是因为他相信吃了那种饭会使人的灵魂净化，但去那儿的也有一半是附近的流浪汉和穷人。我一开始跟着他去了好几次，后来，我还是宁愿在家洗菜做饭，也懒得坐公共汽车去吃那顿不要钱但宗教气息浓郁的印度饭了。

在北京的时候从来没有做饭的习惯，在这儿就算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吧，我的厨艺开始远近闻名，每天变着花样参考着各种菜谱，玩得不亦乐乎。斯考特的朋友们一开始是被我打电话邀请过来吃晚饭，后来几乎每天一到饭点都自己来了。英国人本来是很少好意思留在别人家里吃饭的，到了开饭的时候一般都会主动告辞，可是这帮人把多年的本性都改了，天天跑到我这里来蹭饭，足够证明我做的菜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不过我估计他们有一个习惯是改不了的，就是各人在各人的盘子里吃，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从一个大碗里夹菜。

这样吃起来总有一种很正式的气氛，一点都不热闹，但是为了照顾他们的习惯，我还是把土豆丝、烧茄子之类的东西和米饭一起都按人数平均分份儿，放在每个人的盘子里。

空房我们想占领一座

搬到公寓后不久我们在附近又发现了一幢没人住的三层房子，我和斯考特都忍不住想把它占领下来，因为我们住的公寓相比他原来的Squat简直是太小了，我每天要练琴，斯考特却有不停放音乐的习惯，在一个房间里呆着十分不方便。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周围邻居都在熟睡的时候，斯考特拿着锤子和螺丝刀独自去把空房子门上的锁卸了下来。第二天一早，我拎着工具箱跟着他去换新锁，只要锁换了，我们就能暂时成为这所房子的合法居民了。斯考特一到那儿就开始敲敲打打，我在楼上楼下到处转悠，计划着哪间可以用来做工作室，睡房要刷成什么颜色。

听见外面有警车呼啸的声音，在伦敦我对这类声音早已听得司空见惯，还走到门口跟斯考特开玩笑说：“快跑!有人来抓咱们了!”

眼看把螺丝拧上就要大功告成了，突然我们同时意识到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门口。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几个警察已经拿着电棍闯了进来，指着我和斯考特喊道：“放下手里的东西!出去!”

我们乖乖地走了出去，斯考特嘴里小声说着“哦，我的上帝”。一脸无奈的表情。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个电子记事本模样的东西，问我们的姓名和地址，斯考特想也不想随口就编出了假名，我干脆一声不吭，假装听不懂英语。斯考特对警察说，“她是日本人”，帮我也编了个假名字。警察拿出步话机在跟什么人核对，我怕露出马脚，赶快跟斯考特使眼色，叫他在旁边说话打岔。结果谁也没发现我们给的地址和姓名都对不上号。

“你们的动静也太大了，是邻居打电话报的案。”警察对斯考特说。

“这些人就是嫉妒，凭什么他们不交房租能住我们就不能白住，所以才给你们打电话叫我们住不成。可是你看，这种房子空着可多惜呀，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干吗不让人住呢?”

“唉，你们这些人总是喜欢破坏，搬走的时候满墙涂得乱七八糟，厕所也不冲，玻璃都砸了，政府还要再花钱修，还能再让你们住吗?”

“那都是意大利西班牙人干的事，那帮害群之马，把我们的名声都给搞坏了，还以为自己干的事很酷。不是所有住Squat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你去过我以前的Squat就会知道，我把它当成自己家一样收拾得很干净，走的时候还打扫一下，好让后面的人住着舒服……”

警察站在街上跟斯考特闲聊，气氛相当轻松，反倒让我觉得有些可笑。过了一会儿他叫的修锁匠到了，他对我们和气地笑笑，说“别再来这儿撬锁了!”就上车走了。

我和斯考特又在路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散着步回家了。后来几次和警察接触，我总觉得英国警察可能是全世界最和善的，没有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过了一个月我们再经过那所房子的时候听见楼上传出了音乐声，但是一层的窗户挂着一幅破破烂烂的窗帘，不像普通家庭的模样。这所房子终于还是被占领了。

五花八门的示威游行

六月我和斯考特参加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汽车示威游行。听名字就知道在英国的游行有多么五花八门甚至是莫名其妙，动物、战争、某个小国家的经济问题或者某位声称受冤枉的死刑犯都可以成为组织一次游行的理由。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ReclaimTheStreets，意思是收回大街，

也就是所有的马路和街道应该是供人们自由地走来走去，孩子尽情玩耍，而不是让各种汽车喷出废气来污染环境。惟一被允许在马路上出现的只能是公共汽车，警车和急救车。公路上的来往车辆里面大多数只坐了一个人，这是对空间的巨大浪费。RTS每年在伦敦举行一次大游行，在这一天内，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交通全被堵塞，车都得躲着人走，司机们都无可奈何，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人群趾高气扬地大步走过。

我和斯考特中午去Euston地铁站前面的广场与大队人马集合，每个人被分到了不同颜色的牌子别在衣服上，分成几队跟着高举着自己颜色的大旗走。这些不同的路线是为了分散警察的注意力，使他们猜不出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哪儿。广场上有人在散发各种各样的传单，不少人带来了口哨和能吹出各种噪音的乐器，有人带着小孩，还有一队人带着手鼓和其他打击乐，一路敲敲打打地前进。

我们在路上一共走了三个小时，穿过大街小巷，每当一辆汽车开过来，人群中就发出一阵此起彼伏的叫骂声。有人故意跑到汽车前面的地上坐下，还有一个女孩得意洋洋地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前轮上。司机大多数不敢招惹游行的队伍，不是停下就是绕道而行，但也有一些脾气倔强的司机，偏偏要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甚至不管爬到他汽车屁股上坐着的示威者，加足了油门往前，把我吓了一大跳。整个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尽管如此，这次游行还是挺像一次街头狂欢，大部分人都一路笑着，还有人跟着鼓乐队打出的节奏翩翩起舞。

就在我就要受不了这样的长途跋涉的时候，游行队伍终于停下了，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两辆车载着音响设备分别到达，两名DJ开始放出不同的音乐，几千人在街上疯狂跳舞至天黑。警察自始至终在不远的地方观望，以防有意外发生，但是并未以任何形式干涉游行的人群。

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为了防止警察以扰民为由没收音响设备，分别有几百人走在音响车的周围形成保护圈，直到两辆车驶上大路，一踩油门飞驰而去。所有的人在一天内过足了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瘾，但第二天，交通的噩梦又会继续。

我一天挣了70英镑

四个人在大街的拐角处等我，管我叫“龙小姐”。他们都是湖南人，其中一个来自岳阳的可爱男孩，才只有十六岁。我们一路聊着关于国内与伦敦的不同之处，我也顺便复习一下已经好久没说的中文。先去一家律师楼填下所有的申请表格，出门的时候，那位华裔律师用广东味的中文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会帮你们的。

岳阳男孩跟着一个人去城西的另外一家福利部，我带着剩下的一男一女坐地铁和公共汽车到了泰晤士河南边的郊区。在去福利部之前，他们先带我到了暂时住的房子，给我做了一大碗其香无比的白菜香菇面。这还是我在英国第一次吃到香菇。

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中国男人给我的印象是———虎落平阳，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在自己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是一个自信、沉稳、有勇气出去闯荡的人。但在这里却使他难堪。那位公事公办的英国女士问的种种问题都太具体、太隐私了，而我作为翻译，虽然只认识他短短几个小时，就得以这种形式一下子了解他可能并不想让人知道的许多事，这使我觉得十分残忍。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三个孩子还在国内，他藏在货车里偷渡到了香港，又从非洲转机来了英国。整个过程被详细地“交待”出来，就像是一次审问。

从福利部出来，三个人都有些无精打采，没了早上的愉快心情。我和他们分手后回到唐人街的律师那里去拿钱，加上来回的路费，今天一共挣了70英镑。虽然心里还因为白天的经历而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但拿到花花的钞票还是兴奋不已，我比所有接触到的人在一天内挣的钱都要多。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了一个中国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也是偷渡者，经过介绍辗转找到了我的号码。于是我又冲了出去，找到这几个浙江来的年轻人。但他们并不只需要我做翻译，而是从头帮助他们申请福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找律师，按照英国法律，律师应向偷渡者提供免费服务，所有费用由政府来出。但他们告诉我，很多律师在挣双份的钱，不但拿政府的工资，而且还向偷渡者收取高额费用。偷渡者根本不会说英语也没有能力去告发他们。

习惯了边吃边走

2002年世界杯决赛后巴西人在街上狂欢。

由于演出太多需要不停的请假，我不得不又换了工作，在英国最大的医疗集团总公司做出纳。这是一份跟我的资历毫不沾边的工作，我不但没有大学文凭而且除了发E-mail之外从未碰过电脑，被录用大概只能归功于我已经能以假乱真的地道伦敦口音，还有面试时流露出的充分自信。我的工资又比原来多出了好几百英镑，生活变得异常忙碌，每天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大部分是拿着一个三明治在地铁里跑上跑下，去图书馆查旅行资料或者和乐队开会，不但习惯了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而且还养成了走路飞快的习惯。我不愿浪费一分一秒。

说到口音，很多人对我说我的发音十分“上层社会”，就连斯考特后来也坚持辩解说他之所以在我艰难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是因为我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来自富足家庭、从小娇生惯养的女孩，他认为我理应受到一些生活的磨难，这样会对我有好处。我睁大了眼睛哭笑不得地问他：“可你知道我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合二百多英镑吗?我怎么会像有钱人的小孩呢?”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在英国像我这样不管不顾只想玩音乐的人，大多数都是从小生于优越的环境，从来都不缺钱花的年轻人。而英国人习惯用口音来分辨一个人的阶级和背景，连我都搞不清从哪儿学来的口音。

英国的阶级分得很清楚，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类人一般是互相看不上，互不来往。这一点在年轻人的社交圈子中体现得很明显：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对在他们眼中衣食无忧、有父母撑腰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一种莫名的憎恨。这种情绪也许是出于嫉妒他们一出生就拥有更多机会和途径轻易取得成功，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或者是看不惯他们对生活轻描淡写的态度。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愿和活在底层的人来往，多数都是出于一种恐惧感。对他们来说那是跟自己无关因此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从外表看去它狰狞可怕，所以还是不接触为好。

闲逛看伦敦

夏天又来了，伦敦天气糟糕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哪天突然阳光灿烂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比珍惜，穿上最凉爽漂亮的衣服在街上走，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多半又是阴雨连绵了。

我的乐队经过三年的“死磕”，终于出版了第一张专辑，但我也觉得我当朋克的日子到头了，心里面早就没有了那个稚嫩冲动的过去的自己。

我离开了乐队，这时正好荷兰的一个电子乐团邀请我参加他们为期一年的欧洲巡演，每月付我工资，我只需要在有演出的时候坐飞机飞过去，其他时间都可以留在伦敦。经济充裕意味着生活稳定，也不用再上班做那些其实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工作。数数账户里的三千英镑存款，我第一次感到松了一口气，房租和水电不再像小鬼一样追在我屁股后面跑了。

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去看这座城市，去享受它，我向它付出了那么多，播了那么多种子，现在是收成的时候了。

伦敦最吸引人之处是可以在街上毫不费力地消磨一天的时光。没有演出的时候，我买一张地铁票坐到市中心的Soho一带，开始一天的漫游。那条著名的牛津街总是人山人海，有时候让人感到头晕眼花，心情烦闷。但当我不为生活发愁，只是在这里闲逛，眼前形形色色、打扮各异的人群总是能带给我兴奋和刺激的感觉。他们中间有日本游客，有打扮入时的英国中产阶级年轻人，有以散发传单为生的东欧移民，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纸板上睡觉，还有一身橙色的HareKrishna信徒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从人群中穿过。由于这儿一天到晚经过的人太多，为了区分开游客和上班族，也就是慢慢悠悠走路和急着赶路的人，有关部门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在牛津街上像地铁里的电梯一样设一条快行道，游客在左边逛商店，想快步走的人去右边。

几乎伦敦所有的连锁品牌店都在这条街上开了分店，再加上三家最大的百货公司和像Topshop、H&M这样既时尚又便宜的大型时装店，在这条街上逛来逛去的男孩女孩大部分都是冲着买衣服来的。但我认为这里利用价值最大的是Waterstone书店，我每次都从一楼抱着一大堆前卫时尚杂志到二楼的咖啡区，找一个舒服的位子，买一杯咖啡在那里坐一个下午，不花一分钱看完本月所有该看的杂志，然后不必归还原位，后面的人自然会接着看。

唐人街就在附近，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既不像中国也不像英国，我看着满街的中国面孔听着广东话从来都找不到回家的感觉，但是走来走去还是感到很安详。两旁的门上飘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书法，小饭馆的玻璃窗里面都挂着烧鸡和烤鸭，服务员的态度都不好，据说其中一家被评为“全欧洲十大服务态度最恶劣的餐厅”之一，还有一个这样的段子：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走进饭馆，坐在靠近窗边的座位。服务员想让他们换个地方坐，两个人非常有礼貌地说：我们就坐在这儿行吗?这个位置我们非常喜欢。服务员问，你们喜欢这张桌子是吧?两个人一起说是啊，服务员马上把那张窗户旁边的桌子挪到了饭馆中间说，你们不是喜欢这桌子吗，那就给你们这桌子。

尽管是这样，唐人街的所有饭馆到了晚上还是非常热闹，因为伦敦很难找到24小时的饭馆，只有唐人街上才会吃到深更半夜不关门。

让外界了解现代中国

因为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我也习惯了每天在脑子里自己跟自己说话，而且说的还都是英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除了跟解萌聊天之外我几乎从来没有说中文的机会，弄得连思考问题都是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想了。

虽然街上的行人总是脚步匆匆，但在一个站牌下等车的人在一起说说话也是很普通的事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总是浮想联翩，坐在地铁里的陌生人中间也老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不管我是快乐还是忧伤，当旁边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满足了我想和别人分享心情的需要。到站下车的时候，可能已经留下了电话号码，可能还会再联系，也可能不会。就算是偶尔和一个陌生人随意说说话，然后永不再见，也是平静日子里的几笔颜色。我的日子过得孤独又似乎从不孤独，这是伦敦生活的迷人地方。

总是有人问我英国是否存在种族歧视，英国人对待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甚至感觉不到种族、国籍的存在。伦敦住着太多肤色不同、已经不知是第几代的移民，他们甚至比附近的白人更称得上是土生土长的地道伦敦人。很多英国白人的父母或者更上一代来自苏格兰、爱尔兰、法国或是瑞典，从这种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纯正的英国人。

不过中国在英国人的想象里，仍然是几十年前的形象，说得好听点是古老神秘，说得不好听就是闭塞、保守，似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在那里发生。这跟媒体的报道有关;还因为在欧洲能看到关于中国的电影，写的几乎都是“文革”时期的事，要么就是农村题材，没有一部能让人看到北京之类的城市现在的真实面目。

有一天我上了公共汽车，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印度中年人突然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当听到我说中国，他竟然说：“哦?那你一定很幸运才会来到这儿。”也是那天情绪不算太高昂，我先愣了一下，然后冷笑了一声说：“是吗?”一边用眼神射出小刀子一样的问号：中国人用得着幸运才能出来吗?来这个一年都分不出四季的地方怎么就算幸运了?

我去了十几个国家旅行，同时体会到住在伦敦的种种便利之处：机票、签证、账户、保险等等事情都已经形成完善的系统，办起来十分迅速方便。但我毕竟没有英国人那本几乎全世界畅通无阻的护照，也没有足够的存款，他们拥有这些天生优越的条件却不加以利用，很多英国人惟一离开英国的时间就是到法国去滑雪，到阿姆斯特丹度周末，其他的时间一年到头守着这个糟糕的天气不停地抱怨。这总让我感到十分无可奈何，世界这么大，这么好玩，相比之下伦敦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