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服务？

1978年，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打开了学子出国留学的大门。

胸怀满腔抱负的学子走出国门，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汲取发达国家丰富的市场经济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学子的语言和文化修养。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自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仅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年录取规模就由2千余人增长至目前的一万余人，到目前为止，共派出46071人，其中已回国34432人，回归率也从1997的92.25%增加到目前的98.77%。可以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已成为培养中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推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作用日益彰显。

中国公派留学生回国率逐年提高固然可喜。但这与国家用法律的手段，对公派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做了详尽的规定有一定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优惠措施。比如，为鼓励和吸引留学生回国效力，去年3月就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该文件规定，紧缺领域的专业人才将不再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海归还将获得低息贷款及高薪收入;其子女也享有被国内重点大学优先录取的特权。但对自费留学人员效果并不明显。这不，尽管近年海归人数略有上升，但比例依然很低。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回归率与滞留率之比约保持在2：1为最佳，该比例被称为“黄金回归比例”。而目前中国回归比例远远低于该标准，仅1/4的海外留学生回国效力。今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完成的一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学校是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成为美国博士最肥沃的培养基地，在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最近几年，因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引发各界对内地大学体制的反思，似已揭示了部分症结。内地的大学、科研机构有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者是否享有自治的权利?他们能否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比如能否摆脱复杂的人事关系，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若干年来，大学、科研机构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多少改善尝试，学术环境反而因为行政化、商业化而日趋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指望留学人员乐于归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期待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正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教授曾说过：“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的步伐很大，科研经费和条件也迅速改善，但学术环境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科学人才的成长，不在大幅提高经济待遇，而在大力改善学术环境。”

因此，要想让更多的留学生回国服务，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也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