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将证券市场引入中（2）

“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联办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王波明说。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调对外，要求王波明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了,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联办。”

“联办既然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进一口啤酒，缓缓道来：

我们是打算设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这么说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工农中建都在北京。后来有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钱是没有的，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8000亿，对于自解放后内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这时，宫著铭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要搞个股票交易所。

朱市长问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说那好吧，就建吧。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这行的人啊?这就想起了茅盾写的《子夜》，想起旧上海原来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他们赶紧把这拨老人挖出来。人还真找出几个，但他们说过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债券。

联办的秘书长经书平与朱镕基的关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说：“我们这儿有拨人，就是搞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解决户口问题。让他们安顿下来，帮我把这个股票交易所成立起来。

后来，我们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汇报，并讲建立股票交易所，我们可以协助，但人还是你们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李祥瑞后来也是沪市交易所的第一任头儿。

我们以前没觉得这事有多赶。本身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定。再加上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还得层层审批，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说，当然要改革，比如我们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我们在国内拿到新闻稿，一看，哎哟,都在五六月了，我们还在筹备呢。

既然上面发话了，肯定得赶紧做出来。就这样，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就赶在12月1日试开张了，当天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仓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们，意义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划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1992年，我参观浦东时，它真是破破烂烂。虽然他们给我看模型，指这儿是陆家嘴，那儿要歌剧院时，说得特宏伟，我心里一点都不信。再说开上海交易所时，李祥瑞在会上打招呼：说开这个交易所别指望赚钱，这个交易所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别想着炒股票。

我没反对他的说法,但也没想这么快,几乎一年左右,全中国的钱就像对着抽风机似的，忽一下全抽向上海。没想到股票交易量大大超过债券交易量，百万富翁大量涌出，比如杨百万，不过，他是炒债券发的财。

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遗憾?

1980年代突建证券市场，是全搬国外，1990年代的中国股市是结合中国国情，搞得有点四不像，“现在中国股市又回到一个没有硬伤的市场上来了，十几年了，该付的学费也付了，该流的血也流了，该是成长的时候了吧?”王波明自饮自问。

至于“联办”，1989到1992年，它的使命似乎已然结束。“证券交易所成立后，‘联办’的钱花光了，人也没得用了，理事会就差明说要我们自谋生路了。那几年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要做什么。后来高西庆提出，有个互联网的东西，将来准能把办公室、图书馆全都灭了。这样我们才与政府完全分开，转型下海。”

别看现在《财经》杂志、和讯网具有行业知名度，“可在1998年，《财经》的概念都没形成，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1995年，互联网进入时，和讯网亏钱，我说养着，做事得往长远看。”

不知这位自认目光长远的人是否心存遗憾?“证监会成立时，我和高西庆几个都进去了。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觉着我不适合呆在政府部门。我没办法呆。现在回头想想，我要是留下来了，又会怎样?”

其语气遗憾，莫如自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