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改变中国：从邓亚萍到陈丹青的海归路（1）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追求社会理想是留学生的主要动力
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只有到了这一天，才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完成
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1644年，清军荡平中原建立王朝，并由此开创了来之不易的百年稳定。这期间，清王朝把明王朝的旧山河扩大了四倍，综合国力增强，社会享有相对的秩序，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以此被称为“康乾盛世”。
但即便这个盛世可以摆脱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也是注定不可持续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重新规定了未来世界的进程和秩序。后来的历史证明，谁处于这个变化之外，并拒绝接受这个变化，就注定了谁的落后。
康乾盛世，正是这种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并且背道而驰的虚假繁荣。
——1642年，清军第五次入塞;英国革命爆发。1689年，清王朝签订了开拓东北边疆的《尼布楚条约》;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摆脱了专制政治。1748年，清政府继续加强内部稳定，讨伐大小金川;法国人孟德斯鸠第一次在人类政治史上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1789年，清王朝封安南王;法国大革命爆发，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
到这时，清王朝的好日子也基本过完了。1799年，弘历皇帝逝世，朝廷反腐败，逼得和珅自杀，但清政府终究越来越腐败无能。
同时，就在清王朝最强盛的时候，具有革命性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在欧洲诞生了。然而，它们也与资本主义革命一样，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无缘。多年以后，中国人才知道牛顿定律、微积分和蒸汽机，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朝廷，还有立宪和议会。
清王朝只是依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更加专制和极权的封建王朝。它甚至比过去的封建政权还多了一重等级：在官僚体制内部，满族和汉族官员也是不平等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清王朝坚持绝对的不信任。它一边依赖汉文化，一边以极端荒谬的逻辑演绎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文字狱。在稳定的外表下，思想钳制和因言获罪的盛况空前，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自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工业和商业的进步通道，通通被阻塞。
那时没有GDP的概念，今人按照今天的方法，论证了那时的清王朝的确曾经阔过：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32%，1919年，降为9.1%;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
但无论清王朝的统治能力怎样式微，有一点却是越来越高涨的，那就是它对世界的无知和对“天朝大国”的自恋。
这个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辉煌贡献的古国，这个被李约瑟称赞为长期领先世界的技术“输出国”(十六世纪以前)，这个被马可·波罗描述成远胜于世界各地的美好国度(十三世纪以前)，已经病入膏盲。而欧洲各国却创造了崭新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正要寻求扩张，它们已经选中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但是，很快就要遭殃的清王朝和它的子民，对此一无所知。
巨变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在外国豪强的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下，昏沉沉的农业帝国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朝”，并且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从而结束了妄想，被动承认和接受强大的外部世界。
天朝梦断的过程痛苦而漫长，充满了人民的牺牲、国家的灾难和朝廷的屈辱。在这个异常悲情的底色下，中国开始了“师夷制夷”及“中体西用”的“洋务”，以应对时局，挽救国运。中国历史也就以这样的姿势跌跌撞撞地栽进近现代。而留学生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从此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伴。
古国与少年
留学的第一粒火星是传教士播下的。
今天，人们公认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是容闳，因而称他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值得从头说起。
1828年，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寒之家，后来跟着在澳门打工的父亲上了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实行西式的免费教育。后来，他又随校迁香港上学。1847年，由香港基督教会提供两年经费资助，去美国上学。同去的还有两位分别叫黄胜和黄宽的中国同学。到美国一年后，黄胜回国。两年后黄宽由教会安排，转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医学博士。而容闳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容闳毕业后立即回国。他已经全盘西化了。他怀揣着一个教育梦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但是，这无从着手。容闳一直设法请人向清廷递交“派遣留学生”的条陈，鼓吹“日后当收大效”。1863年，曾国藩派遣他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授五品官，“留学计划”还是传达不到朝廷。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官员，才有奏事权。
1870年，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
这时的慈禧皇太后早已失去天朝大国的骄狂，而朝廷在此前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创举：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清廷请他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的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条约换文3个月后，曾国藩上奏，慈禧“依议钦此”。
容闳得知，竟“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在此之前，1860年，容闳“病急乱投医”，曾跑到南京去见过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包括他的“教育计划”在内的各种建议。但农民领袖并没有羞辱他，还送他一个刻有他的名字和“义”字的木印——他被“官封四品”。
容闳受命于朝廷，立即实施“留美幼童”计划。但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官员既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去，民间更有关于西洋的种种不祥传说(现存詹天佑——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父亲与政府签订的具结书，有“听从中国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等类似“生死文书”的内容)，招收学生非常困难。
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应者寥寥，一年竟凑不足第一批的30个名额。他只好一面去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中去招收，一面回老家去动员乡亲。以致自1872到1875年整个幼童留学计划实施期间，4批共派出120名，其中40名为容闳的家乡香山县人。
这一群穿着洋装，盘着辫子，说着洋话，拒绝洋教的中国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清王朝的希望。可是，在“留美幼童”进行到第10年的时候，突然被全数撤回。
清王朝需要的，只是洋人的“机艺”，所有留美幼童只有一个学习方向——“机艺”。而大清帝国的孩子正在失去中国的“道统”，跟洋人一样“没有规矩”。他们相信，即便这些孩子学成归国，也将要“有害国家”的。两害相权，清王朝宁要思想不要人，于是召回大吉。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或许应该说朝廷的判断是有远见的：每年输出一批孩子，在没有封建道统的美国读书生活而后回国，尽管他们的课程只是“机艺”，也是注定会“有害大清帝国”的。
1881年底，已经送出的四批“留美幼童”回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是人才了。他们都被“安排了工作”：“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虽然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在美国上完中学。
进入二十世纪初，半途而废的“留美幼童”计划仍然发挥了作用，“幼童”们在铁路、外交、邮政、电报、海关、国防及高等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詹天佑(铁路)、梁敦宜(外交总长)、唐绍仪(民国总理)、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留美幼童”计划的中辍，表明清王朝的短见和面对近代社会的张皇与犹豫(近有研究认为，留美幼童的突然召回，也与美国拒绝他们学习军事有关)。但它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事件。
容闳是一个异数，他绕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塑造和清王朝的科举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景，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给古老的帝国捎回一股清新的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