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散尽物多则敝 “海归”渐分化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年薪六万的职位引来百余名“海归”应聘

在深圳经商的周某是中国第一代MBA，1989年考上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研究生。他说，外国教授传授的商业理念让他大开眼界，也让他在日后的经营上获益匪浅。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某没让儿子小辉参加高考，而让他在高中毕业后去美国一家大学攻读国际商务专业，希望孩儿子学成归国后用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法把自己的企业做大。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周某的设想发展：小辉经常转专业或转学，到后来简直弄不清他到底在学什么，花的钱也越来越多，更离奇的是，他每次回国总要找外教补习英语。

原来，小辉在国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这个圈的人大多家境优越，大到买车小到吃喝，攀比之风盛行。朋友都爱听流行音乐，一张刚上市的CD要数十美元，小辉几年下来光买CD的费用就高达一万多美元。长期与朋友混日子，学业没能顺利进行，连英语水平也因为与本土学生交流甚少而无法提高。

四年的日子熬到了头，小辉拿回了一张汉语文学专业的文凭。回国后，小辉一直处于“海带”状态，找工作屡屡碰壁。

像小辉这样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并非少数，但就算是学有所成的海归，现在也越来越不好混了。数据显示，目前有30%左右的“海归”在短期内无法就业。许多人最终甚至接受两千多元人民币的月薪，甚至还有人接受三百元月薪的超低薪酬。

出国留学是无数中国学子和他们父母心中的梦想。有人出国总是引发邻居亲友的艳羡，仿佛出了国就可以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但近几年，随着“海归”的不断增多及人才市场的理性，原先笼罩在“海归”头上的光环正在逐渐散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多数“海归”因学习优秀出国留学，毕业后又在所在国工作过，对西方企业的文化和管理模式有一定理解，同时拥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的人脉资源，面对国内人力资源需求，理所当然地获得高薪。离开微软加盟盛大网络任总裁的唐骏日进数十万元，被媒体称为打工“皇帝”，亦有不少海归选择自主创业，2005年北京留学归国者中有1337人选择在中关村创业，平均每两个留学生就会注册成立自己的企业。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搜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中国网通总经理田溯宁，当当网联合总裁俞渝，这些自主创业的“海归”成为中国商界的精英。

不仅在商界，“海归”精英们也渐入政坛高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都曾留学海外，外交部数位高官均属“海归”派，科技部更是“海归派”重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也都曾留学海外。

但近几年，“海归”一词已再意味着高薪和高位。“海归”也有了三六九等，“海龟”指有成就的归国留学者;“海带(海待)”指回国后一直待业者;“海鲜”指归回国后受到重用者;“海藻(海找)”指不断找工作仍找不到合适工作者;“海草”指因学术学历背景不高、难以找到好工作者。“海鸥”则指频繁往来于国内和海外，从事商务贸易活动的留学者。

从踌躇满志的“海龟”，到心惊胆战的“海草”，甚至变成尴尬的“海带”，许多留学生们在经历了出国前以为“鲤鱼跳龙门”的希望，到出国后就业难、取得身分难的失望后，又遭遇了回国前以为可以大展身手的希望，到回国后遭受冷落的失望这一“否定之否定”的人生循环，沮丧者不计其数。

“海归”成“海带”的主要原因，是“海归”不再“物以稀为贵”。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海归”没什么背景，跨出国门需要受到严格的考试和磨砺，后来出国留学渠道就比较多，出去的多了，回来的自然也多。2005年，从海外回流的人才达到三万人，大大高于1999年时的七千人。

国际教育机构用降低门槛和提高学费的双重钥匙打开了中国的留学市场之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因为考不上大学，靠父母支付高昂的学费拿到国外的文凭。然而良莠不齐的教育造就了新一代海归的“三无”：无学识、无工作经验、无社会交际能力。先天的不足，等于宣告了如此海归的前途堪忧。一家人才招募公司副总裁称，几年间，他们的一些客户曾明确指出，他们不招任何海归者。

调查显示，在2005年回国的三万人中，有50%只完成了本科或一年制硕士教育(一般是在英国)。由于前途渺茫和基本没有接受过就业培训，这些相对缺乏技能的人别无选择，只有回国。

随着“海归”招牌的贬值，一些“海归”也开始放下身价，从尝试从低薪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焦锦原本对求职信心满怀，却遭遇就业困境。她梦想当高级白领，最后却找了份殡仪馆遗体整容的工作。但焦锦很快调整了心态，她说：“不管在哪个行业，做好了，都会前途无量。”这个23岁的女孩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现在的梦想是当北京殡葬业第一个女整容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