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北大“海归学者”，含金量几何？(一)

作为长江学者海外特聘教授在中国工作时间不够签约的9个月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拿了钱却没有干活，而是一些没有全职回来的海外学者，却占用了较大的资源

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前不久又搅起一场风波。7月，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北大等国内高校，所谓全职引进(海外特聘教授)大部分都是假的。”他指出，校方这样做，是因为“引进一个人，可以从国家拿到几千万的资金。”此言一出，顿时激起国内多方议论。

北大：能说的我们已经都说了

在沉默了大约20天后，7月29日，北京大学在自己的新闻网站上，登出了新闻发言人赵为民的回应，认为丘成桐歪曲了事实。

北大表示，自1998年起，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近40%。北大从海外引进人才是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评估和考核机制的。之后，在8月1日和4日，北大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回应：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确保了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这些人才，成为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加速器。

8月16日，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官员也对北大“假引进”一事做出回应，表示从北京大学的报告来看，北京大学在聘教授的时候很慎重。根据北京大学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们感觉到可能丘成桐不是特别了解情况。

但是，北大的上述反映却被媒体和网友们指责为答非所问。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承诺于近期公布引进人才的相关数据。然而，当本刊就此联系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赵为民时，他却改口表示：“能说的我们已经都说了，我们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是比较公正的批评，我们能够接受，但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很多丘成桐和他学生(经本刊查证，为北京大学数学系长江学者田刚)的私人恩怨。”并且他还谈到，关于北大将公布长江学者相关数据的消息并不准确，那是新华社记者误解了他的意思。

因此，究竟北大多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仍在两地兼有教职，本刊很难从北大方面得到准确数字。

在此期间，同时是北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又是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的张有学，接受了《环球时报》的采访。他说，丘成桐教授的心意是好的，而且也听说过一些长江学者工作时间不够的小道消息。但他认为，这样不拿出具体事实而打击一大片的说法，既不负责任又有欠厚道。

而经过本刊调查，发现确实有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两地兼有教职，但事实也并不像丘成桐所指责的，大部分海外学者只拿钱不干活。

教育部出资的“奖励计划”

实际上，任何一所高校引进人才，本来并无明确的时间要求。只要学校与学者双方达成具体协议，去执行即可。但是，丘成桐的指责是，这里牵涉到了有关国家教研经费的流失，是因为这些海外学者的引进，均是在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框架下进行、由教育部出钱的。

所谓“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于1999年，长江学者分为特聘和讲座两种。目前，每年招聘特聘教授100名、讲座教授100名，聘期为3年，在聘期内享受由国家提供的长江学者奖金：特聘教授奖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0万元，讲座教授奖金为每人每月人民币1.5万元，按实际工作月支付。特聘教授要求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讲座教授要求保证每年能在国内受聘高校一般工作3个月以上。

同时，教育部有关规定要求长江学者所在高等学校，必须为聘任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经费，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其中，自然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20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50万元。

而丘成桐指出，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在国外是全职教授，在美国的大学，要求全职教授每年必须工作满9个月以上。而这些教授，却又跑回来与中国的大学签约特聘教授。“这样的全职教授应该说是假的。”“有的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来了一两个星期，拿了钱就走，把学生一丢，自己出去玩。有的人一年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100万元人民币。”

工作时间不够，另有隐情?

不久前还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刘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了解的情况是，绝大多数长江特聘教授还是全职在这里工作的，虽然在各个学校都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但那毕竟是少数。“我们曾经准备聘请一位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专家作为长江特聘教授，当时教育部已经批准，就要签约了。但是由于她无法承诺每年回国工作的时间，最后只好作罢。”

史新(化名)，是第二批受聘于北大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在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同时也是史新在北大实验室目前的负责人程英(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事求是地说，特聘教授要求大部分时间应当在国内，但是史老师并没有做到。他一年回国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也就有4个月吧。”

但是程英也指出，这其中另有隐情。她说，史起初也是抱着回国发展的想法，所以才应聘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但来到这里发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的配套设施太不理想。因此，在引荐其回国的一位中科院教授的建议下，他没有放弃美国的职务，希望利用那边的一些资源，来帮助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为此，在2001年时，史新把他的3个研究生带到自己在美国的实验室，接受一年的联合培养，而这其中就包括了程英。“在美国的这一年，是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来，收获最为丰富的一年。”程英说。

回国后，程英模仿史新在美国实验室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北大实验室的管理，使得实验室能够有序地运转起来。实验室成立5年来，以史新的名义，承担了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多项重要课题。“如果不是这样的选择，我们不可能有如此快的进步。”

但程英也承认，由于导师不在身边，研究生的培养确实存在一些障碍。当实验进展不顺的时候，非常需要导师在一旁及时的指导和分析。“生物实验很多都是有图像的，而通过电子邮件，学生们根本无法给老师表达。如果导师能够一两周回一次国就好了。”程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程英说，原先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模式，可以说是完全不入流，“而史老师最大的贡献实际就在于，为我们带来了这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

但是，当实验室已经形成规模以后，史新为何仍没有放弃美国的职务和研究?如果确实不愿放弃美国方面的工作，当时为何不提出申请改聘自己为讲座教授?记者希望向史新本人求证时，他始终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分散到这些与外界的无谓争吵上。从前在北大的时候(史新长江学者合同期至2005年结束，没有续约)每次从美国回来，下飞机当晚就会直接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和指导，我会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来做研究和教学。并且，基金和项目的申请均是建立在我完成的能力上的。”

史新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回来的时候学校连起码的住处都解决不了，有一段时间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这一点，张有学8月5日在美国一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也提到过。这篇题为《一个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看北大——丘成桐风波》的文章谈到，作为长江讲座教授，他在北大每个月的收入，比起其在美国的工资少了许多，甚至还低于他作为密西根大学教授出差时的津贴。另外他还谈到其在北大住的房屋、配套的实验室等都非常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