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海归”官员渐担重任(2)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周小川为代表的第十代“海归”官员群体在新世纪进入高层，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一批“海归”官员陆续进入地方党委政府担当重要角色：

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协主席马庆生，1980至1983年在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

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1984年留学丹麦，获得博士学位;

湖南省副省长甘霖，1997年至1999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加拿大农业部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江苏省副省长张桃林，1986年4月留学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吉森李比希大学农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也有一些“海归”开始进入地市级官员的序列，如广东政坛新星、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执政风格饱受争议的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等。

……

据不完全统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有几十人之多，但相对于全国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级干部而言，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百分之几。而在庞大的地市级官员群体中，“海归”的人数就更少了，并没有形成从政“海归”人才向上流动的梯队。

“不论是同日韩等东亚近邻国家或中国历史比较，当前‘海归’官员还是少数。”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海归人士王辉耀说。

资料显示，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从政的“海归”在官员中的比例显然无法同日而语。

“‘海归’一百年前就有，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一位学者说，“此后逐渐出现文官政府遴选高级官员的不成文‘传统’，现在惊呼‘海归’，只说明历史传承突然中断，一旦接续，人们一时不适。不是‘海归’回来，而是‘历史’回来了。”

在王辉耀的眼里，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仍有改进的余地：“体制内” 和“体制外”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挡住了许多“体制外”的“海归”派进入政坛的大门。

2004年北京市面向全国招聘副局级干部和高级企管人员，被北京本地媒体以“北京副局级干部招聘优先考虑海归”高调报道，王辉耀对此颇为欣喜，但他留心了一下招聘条件，发现赫然写着：申请者需要有担任正处级干部满一年、或副处级满4年的工作经验。

“这次招聘表面上面向所有‘海归’，但实际只面向从‘体制内’出去，又回到体制内的5%的群体，绝大多数‘海归’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么多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业经理人，那些有过国外政府工作经验和公共管理经验的人，他们没有体制内处级干部的经历，能不能报考呢?又有没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呢?”王辉耀问道。

王辉耀设想，如果政府能够将中高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将优秀的海外精英充实到各个政府部门，“政府的行政职能转换绝对可以上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许多省市反复强调要和国际接轨，如果能让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直接进入市长、省长的助理班子，他们的国际视野和知识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陈泉说。

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在一些政治观察人士眼里，随着政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海归官员的状态将逐步得到改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归”官员有望形成梯队效应。

“这一代海外留学潮以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空前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海归”官员也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有政治学者认为，“海归”群体成批在国家机关担任司局级干部，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会更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朝着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的方向演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留学人员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海归”们既需带来规则的意识，又要学会努力适应体制。

而对于“海归”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应该放在过程中看待。他说，这些人毕竟是知识分子，看问题相对理想化一些，如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他们所去的国家可能比较发达，但如果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不顾中国国情搬过来，反倒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