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2）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们在洋浦构建起的这套行政体制，让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赞不绝口。
1995年，时任中编办常务副主任的顾家麒到海南考察时，准备听半个小时的汇报，后来听入了迷，“从2点半谈到了6点半”。
可这先进的理念落到传统体制的汪洋大海里，带来的只有碰撞——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拆迁安置，引发了当地人的一些不满;“特区中的特区”的招商引资，对海南其他地级市也是个冲击。
而且，江上舟说那时他的眼睛只向下——定为海南省委常委候选人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去和同级别的市领导去沟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业待兴的洋浦——毫无疑问，他落选了。
1997年，在为洋浦引来投资100多亿元、亚洲最大的化肥厂项目后，他有些黯然地离开海南。
没想到，1998年，已经签订协议的这个化肥厂项目又花落了别家，心系海南的他尽管已不在海南工作，还是立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信，直谈了个人看法，认为洋浦天然地适宜做工业基地。“这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干事的人
从海南调回上海的时候，江上舟的职务是上海市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平行调动，可是，海南的一些人依然不放过他，“8分钱的邮票一贴，告状信也就到了”。
这没有影响他工作的积极性。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在当时，这被称为“异想天开”，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同意，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那一年的7月到10月，他与号称“华之芯”的海外专家马启元，几乎隔一天通一次电话。商量着如何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
媒体报道说，本来马启元是不抽烟的，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马启元在江上舟的影响下，也变成了一个“烟鬼”……
回到上海不久，他知道了“原来中国20年前就有能力造大飞机”，又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而奔走，2002年被查出肺癌，上手术台都没能挡住他继续工作。
一篇文章这样写：“当时他想约一些专家去上海，而北京市因为‘非典’不让市民出门。他却飞来了。他来时飞机在跑道上晒了3、4个小时，晚上到达时人很虚弱了，接着在宾馆里谈了半夜。次日中午他急急赶回，飞机又是晚点……”
不知跑了多少趟北京，找了多少人，写了多少报告。2003年11月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他任组长。“大飞机专项”是第一个、也是论证最为艰苦的一个“重大专项”。
他说，“能投身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感到很幸运了”，可是，另一方面，13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得升迁。
对当官我没兴趣
人物周刊：从1987年回国，将近20年的从政经历，有没有后悔和遗憾?
江上舟：说“从政”不客观，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在从事一种管理工作，行政管理。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
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好像当兵就一定要当将军一样，对当官也没动过心思，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1993年，海南省开党代会，把我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我如果抛下手头的工作，去各个地方转一圈，熟悉熟悉人，也可能会当选，但我没去，把时间都放在了洋浦。所以，从当官的角度来说，我还没入门，不过，这并不是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是不愿意、不想去做。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对中国尤其是上海工业的许多看法还是有依据的，在政府主导下，上海工业发展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政府主导工业发展有没有问题?
江上舟：有啊，腐败比较多，这也是代价。国外一般对工业发展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而我们是积极的干预。(笑)
人物周刊：20多年前您负笈海外，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差距吗?
江上舟：当时没想那么多，真的，回国后很偶然地走上了行政管理的岗位。我这人是乐天派，没想那么多。(笑)
人物周刊：但您的家庭出身不同啊，您的父亲是老红军，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卫生部长。
江上舟：这也没什么。我父亲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一个医生，所以他后来就去学医了。
就这一点而言，我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能赶上中国工业化的大潮，在洋浦干一段，又在上海干一段，为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出点力，现在又到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做事，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蛮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您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江上舟：从宏观来讲，近年来的中国教育有两大突破，一是义务教育，一是高等教育。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把学杂费给减免了;高等教育扩招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能上大学，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
但问题也很多，在哪呢?很多人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特别是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还可以说盈利，但学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有投资大学这一说法，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
现在教育市场化有些过度了，医疗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您的专业领域之外，您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哪些地方还亟需改进?
江上舟：民主与法制要加强，要依法行政。社会性问题这两年提得比较多了，是该提民主与法制的时候了。
一个团体，当他的民主优势明显的时候，道德压力就会减轻;当道德优势不明显的时候，民主的压力就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