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对当官我还没入门（1）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我10多年来，职务没有得到升迁，蛮坎坷的，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和遗憾。我对当官没动过心思，精力主要放在干事上。当官呢，事情就不一定去做了，因为干事可能会得罪人

这是一个始终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

“文革”结束，第一批出国留学考试，他参加了，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中国筹建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他参与了调研、规划;海南建设“特区中的特区”洋浦，他出任首任行政长官;上海发展芯片工业，他殚精竭虑，中国搞大飞机，他四处调研、奔走呼告……

这也是一个埋头干事、不懂官场的人。

1989年，他被列为副市长的候选人，选举的关键时刻他却替别人到外地开会;1993年，他被列为省委常委候选人，党代会的前夕，他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不肯花时间和领导沟通;主抓工业，知道领导不同意，为了中国工业计，他硬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10多年来，他的仕途原地踏步。

当然，他不是一个愣头青。

2006年10月22日9点，59岁的他准时出现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楼大厅，黑色的风衣，深灰色的西服，亲切的微笑，握手、寒暄，举手投足间稳重、儒雅之气顿出。

这就是江上舟，一个归国19年、现年59岁的老“海归”。

书生

如果为江上舟59岁的人生划条线，40岁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一个书生。

196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仅在校学习了9个月”，“文革”就开始了。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是他们那时候大学生活的重要记忆。

1970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工作中他渐渐感觉到了专业知识的重要。一次，清华大学的老师到云南去，他和同班同学、妻子(编者注：吴启迪，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共同表达了想学习的愿望，回到清华后，老师给他们邮寄过去很多专业书，这让他们很开心，也很感激。

其间，大学生曾有一次“回炉”的计划，他们也报名了，后来因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回炉计划夭折了，他们不死心。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妇双双考回母校。

为什么去留学，去留学前又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当时的江上舟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他能出国也是因缘际会——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你们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参加公派出国留学的考试。他去参加，通过了，也就出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时，他的大部分同学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国，动机则有些“不纯”。因为，通过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变已经被初步定下的命运。江上舟夫妇都已经回到了北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想多学些知识，毕竟，他们在大学正常学习了不到一年时间啊。

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让32岁、抛妻别子的江上舟眼界大开，到了知识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

系里面有几百名学生，但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加上秘书，才两个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开学注册、学期结束都会有学生来帮忙，一切都井井有条、效率高极了。

学校也是这样。苏黎世高等工学院留学生几百人，一个专职人员负责，签证、住宿，烦琐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国民的高素质也让他感叹——考驾照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是自己填写，负责的官员只核实一下，很快便办下来了，自己不去领，这些官员还会去一遍遍地催促。这在国内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江上舟只是一名留学生。

“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

1987年，留学八年后，40岁的江上舟获得了博士学位，没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国。”

到了国内，他才发现，他的移 动 通 信专业搞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谁能想到移 动 通 信能发展得这么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这样一个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

巧的是，筹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

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

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过，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又在最基层的工厂干过8年，吃苦算得了什么呢?

但官场不是工厂，他有些不适应——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他落选了!

现在看来，原因很简单：选举时，别人都争着拉票，他却跑到外地代别人开都不愿意去的民兵会。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得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与下面各乡镇领导熟识的重要性。

“现在想来，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争取选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时候，从政经验太少。”江上舟现在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

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确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

这一招不仅搞活了土地市场，也为三亚拿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需用的资金;分管环保的他大力发展三亚的旅游产业，修了十条路建了三座桥……1993年，亚龙湾已经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他的认真，他主张的政企分开，无疑会让一些人反感，因为，这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他又是为谁呢?妻子吴启迪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他孤身一人在中国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会想到家。

洋浦四年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为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

“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邓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平息了这场争论，他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正是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当时，经海南省人大授权，洋浦行使地市级政府权力，设立的审判机关，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终审权。

不仅如此，洋浦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集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区于一体的地方，区内实行隔离式管理，可以享受关税豁免。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

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没有下属，直接向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在一项业务中为主、另一项业务中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

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