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海归教师:中外教育差距在看重人还是机器

对话人物：唐庭斌 1977年生，湖南衡阳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毕业于美国赛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对话动机：2005年6月15日本报视点栏目刊载了一篇题为“一个‘海归’的困惑”的文章。作者是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海归派”教师唐庭斌。他在文中称：怀着一腔热情回国，但现实生活的残酷让人迷惘;大学学费年年在涨，高校老师们却还在为生计而奔波等等。

为此，本报记者昨日与唐庭斌本人面对面，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

让我们首先看看一位“海归”教师在其《一个“海归”的困惑》中所描述的现状：“局外人绝对不会相信，我们自己也羞于启齿，中国美术最高高等学府的基本工资居然只有可怜的1300元人民币，加上课酬，也不过总共在2500元徘徊，没有住房分配，我的合同上的住房补贴一项是70元。”

“北京的消费很高，我最初住的一居室月租就是1500元，加上其他费用，每月总是入不敷出。现在搬到远郊居住，房租是下来了，可每天得花2小时在公交车上。倒贴钱教课的日子如果一直就这么撑下去，我也不知还能撑多久。”

“国内各院校的纷纷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硕士博士也开始有点滥了。鱼龙混杂，稗麦夹杂，安心学术、安心研究的很少。”

“海归”唐庭斌成为一个主动站出来的范本，它考量着国内高校教育的经济环境、价值取向以及未来方向。

回国是因为理想主义，美院的氛围也不错

新京报：看过你此前写过的文章，首先，想让你谈谈你回国时的情况。

唐庭斌(以下简称“唐”)：去年10月，我回无锡参加一个工业设计周，之后我到中央美院来做了个讲座。然后跟设计学院的王敏院长有个交谈，他说自己很想发展交通工具这个专业，我也非常感兴趣，去年也就教了一两个月这方面的课程。随后又回美国去了，春节也是在美国过的。今年3月3日，(我)就正式来到中央美院了。

新京报：你说自己的基本薪水只有1300块钱，当时王院长没有跟你谈薪酬之类的事吗?

唐：他说过钱的事，我也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当时已知道工资很低，而且去年我在这里教课时也拿的是这么多的钱。美院的老师都是这个工资，不会因为我而有所特殊。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唐：可能是因为理想主义吧，我觉得美院的氛围不错;真的觉得有种价值感在其中吧，人活着有时候就是为了一种价值感。

新京报：怎样使你才有这种价值感呢?

唐：过去我是设计师，每当设计完一个作品，它被认可了，我会觉得我很有价值。

学校让我负责汽车工艺设计这个专业，如果能把这个专业做起来，真正改变中国汽车设计的现状，如果将来有我自己设计的汽车在马路上跑起来，或者我的学生的汽车在马路上跑起来，我觉得我会有价值感。

我们受过多年教育，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新京报：你文章中指出的问题是特别针对中央美院的?

唐：我觉得国内教育现状不对，招生越来越多，学生质量越来越差，这并不是针对中央美院的。其实我在中央美院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我的英文比较好，国际交流比较多，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接待国际友人。我也把美国设计圈的人请过来做一些交流。

新京报：在国内，你比较不适应的是哪些方面的现状呢?

唐：对劳动力的尊重还不够，在国外修车，比如零件要100块，他可能会收我600块，其他额外的500块都是手工费、工人的劳务费，工人付出劳动力的钱。然而在中国，他可能就收我105块，这5块是工人的劳务费。这就不一样，可能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太多。

我们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吧，受过多年教育，在教育上投入这么多钱和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实如果要是在国外，我的老板给我开出一个很低的薪水，我会跟他翻脸，因为这表示他在侮辱我，他不尊重我的劳动。

新京报：你在经济上很担心?

唐：其实我还是能养活自己的。虽然我现在一个月只能挣不到3000块，但我也可以写一些书，现在我正在写一本教材，虽然发行量不是很大，但也可以挣将近两万块。偶尔还可以接一些活儿，我不担心我会饿死。

但国内没有全民健康保险，我背后有一个大的家庭，而我的妈妈和继父都已经下岗，我妈妈的身体也不好，我的亲戚还有不少在农村，我特怕他们生病。我外公上个月去世了，他住院都要我花钱，我从国外寄1000美元，他们可以当8000块人民币花，好赖也能撑一下，但现在就比较难。

新京报：你现在这个困境有没有向王院长讲过?

唐：他也比较理解，也说过。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沟通吧。他也只能说我们现在要共同去改善，去改进。希望把一些项目做好了，跟企业有更好的合作与互动，使学校有更多的收入，以此来提高教师的课时费。中央美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校，基本工资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基本工资标准是国家定的。

其实设计是蛮花钱的。在国外设计一个模型车其实可能比买一个模型车更花钱，因为他们有大企业赞助，所以还比较好，而中国企业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税收支持政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