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代言人王辉耀：“海归”需做观念变压器（下）

记：我感觉在中国社会活动家是个定位不太清楚的角色。

王：我现在身份比较多重，一个商界人士，好几个海归和华商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在著书立说，还在做一些学术工作。

我可能要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我不想老定位自己是一个商人，我原来的理想也不是做一个商人。在经贸部做商务工作，在跨国公司做商务经理，在国外政府做商务参赞，后来独立创业做商人，但是我觉得这几个阶段已经完成了。经商是人生生存的一个手段或生存的一个积累，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商人。现在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回归，从原来大学生时想做一个文学家、作家、学者，爱思考的人，现在又回到起点，只是更加关注我们这个新世纪新华人社会的发展。

记：很多报道称你为新华商的代表，这个确切吗?

王：新华商是我原来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国至今还在把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没有的现象。国外没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这么一说，中国还在给企业家划成分，这种概念不是把企业家都视为平等的纳税人，而是停留在企业所有制的概念上。我提出新华商的概念就是想统一所有企业家阶层，不管是什么企业家。一说起华商好像就是海外的中国商人，WTO把所有的概念统一了，中国的商人也可以是华商。我们首先在国内承认存在新华商，这个阶层有这样的特点：知识性、国际化、市场化、经营化。我觉得不仅是对商人不分等级，就是人才下一步也要过渡到不分国家。外国可以大量用中国的人才，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量用外国的人才?人才分国籍其实还是一种冷战思维。

记：欧美同学会商会在长安俱乐部等地有一些VIP会员活动，好像参加者十分踊跃。

王：现在分阶段，开始打造一个品牌，一个论坛的方式，把人聚集起来，很多地方搞活动没人气，但我们AA制却吸引了不少的人参与。现在海归相当一部分是比较有思想的，不同的人聊不同的观点，媒体参与比较少，但在座的人听得都很过瘾。大家听到一些新的理念，交流、碰撞和对话，还有大家吃饭交流认识很多人，联系了层次相当的有互补之处的人。 　　中国现在变化比较大，很多团体也在进行市场化的竞争，可以开创很多的新东西。

记：中国一直把意见领袖留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特别有号召力，商人出来做意见领袖的很少，你好像具备了做意见领袖的素质。

王：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需要很多有思想的人出来，有思想的人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优势，但他们有一个缺陷就是实践比较少。商人中有不少是忙于埋头拉车，没有时间抬头看路的人。有很多商务实践，但又能抽出时间作思考和总结的人特别少。我们国家有不少的教授教MBA，要求学生有三五年的工作经验，但自己却一天都没有在公司呆过，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这种脱离实际的思维与不接触商务实践有关系。中国和世界接轨大量是商务接轨、现在逐渐转向文化接轨、观念结轨等全方位接轨。商务接轨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物理方面的工作，如中加之间商务交流，如三峡工程国际资本合作等，我现在更多做的是商务思维和观念方面的接轨，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沟通，我们首创了欧美同学会商会每月同美国商会、欧盟商会、法国商会、德国商会、瑞士商会等组织经常性的活动。在中国有各个国家的商会，但是它们与国内商会的直接交往还是很少。现在中国人有一个很国际化的商会，能够完全同老外沟通的，不用翻译的，定期经常性地进行交流的，成员是很现代化、国际化的一批人，所以我们的商会受到了各国商会的青睐，成为京城国际化商务人士的新的风景线。

记：既然你被誉为海归代言人，能不能总结一下，你所认识到的海归精英阶层有没有一个共有的特点?

王：他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批人，是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他们和外国人打交道非常的自如，思维比较开放，熟悉国际惯例，但不少海归也需要更多地掌握中国国情。海归有这么一批人，正在带来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正处在转轨国际化的时代，我们的贸易每年增长30%，中国需要大批有国际化思维和实践的海归，吸引外国企业走进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高级海归的面在国内还不够普及，还有相当多在海外。海归中做文化的转接、做变压器的还不是很多。我希望中国的海归团体能够给社会和政府多举荐一些人才，这里面有不少有真才实干的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做很多的事。

在今年《财富》杂志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上采访时，偶遇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他侃侃而谈中国人才制度改革。面对记录时突然找不到笔的记者，王辉耀及时递来一支笔。这个细小的细节使他很容易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是个社会活动家，富有亲和力的性格，如谦和、平易、礼貌、善于交流等大概正是其职业素质的体现。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大量活动和系列著作《我在东西方的奋斗》、《新华商之路》、《MBA通才之道》、《海归时代》、《创业中国》给他带来了“海归”代言人的称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王辉耀在其职业生涯中体现出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他是一个给自己定位很准的人，而且在教育、职业的选择上都具有前瞻的眼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多数中国人不知道MBA为何物时去读MBA不能不说眼光深远。可以说王辉耀很高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能量，他的职业生涯是很紧凑的。在海归大批量涌现的时代，王辉耀的阅历大概具有成功学上的样本意义，能够指导人怎样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寻找一个良好的起点，以及怎样把握住自己事业的转折点。

从文学青年到商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不是从小就有特别明显的目标，特别有主见?

王辉耀(以下简称“王”)：这和我的经历有点关系，我很小就独立了。三四岁就在幼儿园全托，小学一开始就住校，后来又住在别人家里，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经常吃不饱饭，偷偷去吃别人放在厨房里的剩饭。我童年不是很快乐，比较压抑。

记：有点像悲惨世界里的故事。那你当时对你的教育包括对将来的职业有过想法吗?

王：这方面可能还是受家里的影响。母亲的曾爷爷是岳麓书院的院长，是曾国藩的老师。母亲家里有很多书。有一两年停课，我就关在家里看书，那段时间看书养成习惯，学到很多东西。

记：你大学选择英美文学专业，在那时候是比较前瞻的。

王：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社会上开始流行学英语，后来就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文革”后再版简明汉语字典，当时我以为学英文查字典就可以会了，我就想买一本，相当于那时候十分之一的月工资。实际上我的选择不是很成熟，比较感性。

记：你什么时候完成从文学青年到商人的角色转换的?

王：我觉得我整个大学阶段是沉浸在文学青年的气氛中的，听美国教授的讲座，写英文诗歌，那时候比较自然地向往文学生涯，有心中偶像比如巴金、郭沫若、茅盾、胡适、林语堂。形成转变是大学以后考文学研究生没考上，后来考联合国搞的译训班也落选了。但从此开始觉得国际化很重要，我想出国，比如去英国，想出去见识一下英美文学的故乡。

记：读MBA是一个偶然的选择吗?

王：不是。我先到经贸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翻译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是很欠缺。我后来给一个来部里讲学的国外商学院的教授当翻译，了解到国外商学院培养的工商管理正逐渐热门，就下了决心要学这门国内前所未有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