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海归对新中国的建树(1)

自中共建政初始，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就对“海归”极为重视，采取种种政策，甚至不惜动用外交手段将飘落在外的以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为代表知识人才引回国内。与今日不同的是，此阶段的“海归”人士多在科技、教育领域，进入政界的极为少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海归”，为祖国的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科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及欧洲培养的一批科学家将中国的卫星送上天，并奠定了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的基础。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迅即派出新一批青年学生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同他们的上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为公派留学，并且其中相当数量为中共的第二代。这批留苏(东欧)的学子到60年代文革之前陆续归国，起初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八、九十年代，这批“海归”达到国家权力的顶峰，包括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尉健行、邹家华、刘华清、曹刚川等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

留学生对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不含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留学生在新中国建设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为祖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当数攻克无数科技难关，造就了中国“两弹一星”的辉煌，为共和国的国防提供了一柄极具威慑力的倚天长剑。

除了上述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外，新中国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也与留学生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支撑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也是三类人才:一是像林巧稚那样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另一类是像钱信忠这样在革命队伍中学习成长起来的医卫战士 (其中不少人直接活间接接受过外国专家的教育和指导)，一类是像马海德这样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总体上看，建国后尤其是初期，外国专家和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医疗卫生战线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两弹一星”攻关大军中的海归兵团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奇迹。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23名受奖者中有21名是归国学者。

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试验使我们的共和国真正拥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国地位，使中华民族受益半个世纪，乃至又一个百年。“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更离不开一大批当年留学归国学子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两弹之父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他们都是世家子弟，有着舒适、优越的生活环境，且大多在欧美受到一流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如果留在海外，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他们却摘下刚获得的博士方帽，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之旅。他们为中国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捍卫学术真理与尊严的马寅初

当然，建国后留学人员也有不少遭到不幸的例子。如建国后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人口问题却遭到迫害的原北大校长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马寅初。

1957年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大声疾呼，“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但马寅初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人口论被认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开展起来。

“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这是胡耀邦对此发出的感叹。1979年，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1907年马寅初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他于1916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时任经济系教授，后一直关注和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