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诚实申请就是傻瓜？起底出国留学考试
“这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们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动手申请却被拒的聪明孩子’的故事，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那样的孩子。”
2012年6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一名同学拿着已去美国留学的同学照片作亲吻状留影。图/CFP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师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笔20亿美元的并购大单后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办公室。不久，他决定辞职创业。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创业，早在2007年，他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为出差人士提供机场的士拼车服务的网站Hitchsters，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最值得推荐的50个网站之一。
孔道理和他的太太裘有容。孔道理说在拍摄面试视频的过程中，大家都会很放松，整个过程是活跃轻松的
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创办的公司名为初鉴(Initialview)，他最初的计划是主打招聘面试业务。2010年，在一次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负责国际招生的官员交谈中，对方说自己收到200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材料，却无法判断这些材料的真伪。孔道理听说后，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与该大学合作开展招生面试业务，可是对方当时婉拒了这个提议。
到了2011年，佐治亚理工学院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一下子暴涨到1000多名。单看申请材料，几乎每一名学生都非常优秀，不选哪一个都觉得可惜。面对这一选择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孔道理，决定委托他的公司对这些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作为他们进一步筛选学生的参考条件。
佐治亚理工所经历的中国留学申请数量的激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迁徙运动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留学总人数已经从2000年的不到50000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万。在佐治亚理工成为初鉴的第一个客户以后，孔道理决定复制这个模式，把公司业务定位于为美国和英国大学的招生提供面试服务。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这样的个性真的很适合创业。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创业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华裔太太裘有容(Gloria)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专业，她也是初鉴的共同创办人。经过几年的开拓，初鉴的面试结果目前已经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在内的很多美国名牌大学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云集了清华、北大等中国最知名的高校，这些大学也有“出国预备班”之称。在拥挤嘈杂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铁站，年轻的学生们人头攒动，行色匆匆。这里到处张贴着“四六级”“计算机”“托福、GRE、雅思”“德语、日语、小语种”等各种辅导班的小广告。
初鉴隐身于五道口的一座高楼里，这个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间，成为不少美国大学“窥视”中国留学申请者的窗口——这样的“窥视”，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学生和他们所处的教育体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学生教会我的关于美国大学招生的那些事儿》，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文章的一开头，孔道理就声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与中国高中生谈话最多的人”。
不同于国内大学凭借高考成绩“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美国大学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录取标准向来注重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成绩、学业平均分数(GPA)、社会实践经历以及一篇自述性质的作文(Essay)。除了这些以外，对于海外申请者，还要求有英语能力测试——托福成绩，而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者，大多数需要参加GRE考试。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学培训机构从业者的估算：中国的留学申请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绩都是虚假的。而实际上，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显然，初鉴的面试业务赖以发展的基础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美国大学对来自中国的书面申请材料信任度的不断恶化。
招生官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来考察申请者真正的实力，对此，初鉴的解决方案是：为留学申请者提供即兴的面试服务，整个面试过程被拍摄下来，制作成为10 ~ 15分钟的视频短片，在获得面试者许可之后，这些短片被发送给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面试过程则通过现场录像或远程网络录像两种方式来完成。借助这些面试录像，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评估受试者的英语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并与书面申请材料相对照来判断其可信度，有助于做出最后的决定。
按要求，学生来初鉴面试时需携带事先在公司网站注册的报名信，但是很多学生却两手空空地就来了。工作人员向他们要注册报名信息时，有的学生回答说“不知道，是中介老师通知我来的”。再细究下去，孔道理发现，甚至连学生与公司联系的邮箱也不是他们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几年的留学培训从业经验，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留学生的履历普遍造假，已经远远越过“合理包装”的界线。学校，尤其是“国际班”为了本校学生的出国成功率，会主动配合GPA造假，至于自述性质的作文与社会实践，更是由中介一手包办。在北京，某中学学生的GPA可以自己随便填分数，学校只管盖章，海淀区另一所知名中学甚至主动询问学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说，国内曾经举行过一个“内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环保的主题在国际上很讨巧，因而参加过这项活动的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会受到欢迎。很快，在中介的主导下，很多学生在申请材料中都写上自己参加过这项活动。初审留学申请材料的招生官们发现这个现象后感到很奇怪，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中国学生在模仿之前那篇成功的范文。
起初，孔道理觉得，留学申请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中国学生及家长对美国大学的招生信息与操作流程不够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吁招生官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建立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对此，一位国内留学培训老师纠正他说：“你错了!中国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需要的只是中介!”
实际上，即使有公开的信息沟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够的实力，准备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们也仍然会依赖中介。孔道理访问过国内的一些知名高中，他发现，很多孩子的条件都很优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准备，他们都有机会申请上美国的大学。而且，条件好的学校往往还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留学咨询事宜。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使用中介服务。
“这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们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动手申请却被拒的聪明孩子’的故事，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那样的孩子。”这就是孔道理作为一名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申请现状的观察。而实际上，让千千万万学生及家长成为“囚徒”的，正是遍布中国的难以计数的留学中介机构。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的信息，绝大多数留学生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会选择留学中介。目前留学中介服务费用的报价从1.5万元到6万元不等，价格根据不同留学目的地国、不同层次学校等因素而定。中国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
美国大学招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及其在学生组成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许多人感慨，漫步在美国的校园，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中国面孔，仿佛让人有了一种置身于中国校园的时空错乱感。今年4月，美国《侨报》列举了5所中国学生超过4000人的美国名校，其中位列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学生总数达4898人。
“总有一些大学更在乎国外学生的高额学费，而对他们掺水的申请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那些炙手可热、竞争激烈的好学校才会对任何欺骗零容忍。” 孔道理认为，美国大学对中国留学申请的造假问题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诚实的申请者都是傻瓜。”
玩转作弊
在留学申请的软性指标被虚假包装到极致的情况下，赴美留学申请者继续拼下去，就只能拼硬性指标——SAT和托福成绩了。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很“硬”，美国大学招生官们也就越来越倚重于考试分数。
孔道理说，所谓的全面评估，在美国大学的海外招生中已然形同虚设。“尽管招生官都会说自己要全面考察申请者的实力，但他们在私下聊天时，说到招生情况往往都只提标准化考试的分数。”美国大学SAT与托福的录取分数线由于中国考生们的高分冲击而不断抬升，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学在国际招生中一项引以为骄傲的“指标”。
于是，对标准化考试高分的追求就成了中国的考生、家长、留学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狂热追逐的最后的制高点。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上述的评估报告，国内留学培训产业已达到约3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一市场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只有几家、十几家公司一统江湖，而是迅速扩张。据桂淳估算，如今，留学英语培训领域起码有几千家成规模的机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从业人员，其中，以不正当手段帮助考生拿高分从而招徕生意的并不在少数。对此，他感叹说，“竞争激烈，鱼龙混杂，沉渣泛起，再不改变这一局面，终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竞争中，最极端的手段便是作弊。
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他们被指控在2011年~2015年间，涉嫌欺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美国大学委员会(CB)，这些学生通过伪造护照，找人冒充自己参加上述两机构组织的托福、SAT和GRE等标准化考试，以获取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联邦大陪审团裁定这些中国公民犯有“合谋、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和电信诈骗”等35项罪名，最高可能被判处20年徒刑和25万美元罚款。
2013年，由于被爆有人企图大规模作弊，ETS取消了预定当年5月在韩国举行的SAT考试。2014年，ETS从10月到12月连续三次接到有考场作弊的报告，从而不得不延期公布在韩国等考场举行的SAT考试的成绩，并取消了在调查中被确认作弊的考生的成绩。当年的涉嫌作弊事件共涉及14个地区的考点，它们分别位于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等地。
由于ETS并未在中国大陆设立SAT考场，而长期以来，中国考生是这些考场的主要参试者，随着此次事件中中国培训机构不检点行为的曝光，1万余名中国学生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相比托福、GRE等国内有考场的考试，SAT考试比较特殊。虽然SAT被中国考生看成是“美国高考”，可是它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大陆境内开设考场，于是，一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考试运动就在近年展开：韩国、越南和香港等邻近国家和地区就成了难以计数的中国考生参加“美国高考”的“主场”。
桂淳曾经参加过一场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SAT考试。在考试前两天，他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买考试答案。等他到了考场，才发现附近酒店已经住满了大陆来的考生和家长，客房一间难求。还有人在兜售答案，价格在3万~5万元不等。
桂淳说，这些地区由于社会诚信度较高，考场监管也较松，这就为中国学生作弊提供了便利条件。过去，中国学生在留学考试中作弊还只是个别情况，但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问题”。
吴晓亮是北京某托福培训机构创始人，这位微博红人的网名是“无老师”，他分析说，赴海外留学日益低龄化、大众化。相比上世纪80年代那些因成绩优秀而获得海外留学机会的高材生，现在的很多小留学生无论是自身出国动机、学习成绩还是勤奋程度，都无法与老一代留学生相提并论，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通过作弊来达成父母为其制定的目标。
水涨船高，导致申请者之间的竞争也几近惨烈。吴晓亮举例说，“如果原来你只需要90分的托福成绩就能上美国某大学，现在你就必须考100分才有可能进入招生官的视线，如果能考到110分，胜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话，因为现在的申请者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即使不采用买答案或找枪手代考此类冒险的作弊手段，中国考生们不乏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目的。“机经”，是备考托福、GRE的学生当中的行话。由于美国标准化考试的题库范围有限，考题会规律性地重复出现，英语培训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这些考题并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则因押题命中率高而被考生奉为“机上考试的圣经”，简称为“机经”。目前，通过“背机经”来备考已经蔓延到仍采用纸质答卷的SAT考试中。一名考生说，他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网上买了一套“机经”，发现预测试题八成以上都出现在试卷中。也有学生在考完后感叹，“啊!这不就是某年某月的试题嘛!我幸亏做过!”
“押题”“做历年考试真题”在中国司空见惯，是很多培训机构的“招牌”项目，也是很多学生备考的“必修课”，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在美国就属于作弊。在每次标准化考试之前，考生都会抄一段誓词，它的内容就包括考生不得泄露试题内容。
《华盛顿邮报》在去年12月报道当时连续发生在亚洲的SAT考试作弊事件时说，“由于设计一套新试题的成本花费昂贵，ETS把先前在美国使用过的SAT试卷再用于海外考场中。”
美国非营利机构国家公平和公开考试中心公共教育主管鲍勃·谢弗(Bob Schaeffer)称，海外的培训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境内的同谋获取最近的SAT试题，整理出正确答案后用于培训考生。或者，他们在SAT考试当天派枪手在早于中国时区的其他考点进行考试，在参考之前的数据库确定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考试内容后，通过手机等为付费客户提供答案。
谢弗指责CB和ETS说，“他们持续的不负责任导致亚洲的一些考生通过提前得知考试内容而获得巨大的优势。”
孔道理也表示，ETS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国内也常遭到批评，但他们对公众的回应却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正在改善，但具体内容无可奉告。
洋高考
“高分低能”是孔道理在从事这一行后学会的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中文词语。一些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告诉他，近年来，常有教授向他们反映，“你招来的中国学生怎么表现这么差劲，根本不参与课堂讨论，很少和老师交流，成绩也不佳，平时只和中国学生在一起混。”但当招生官回去查阅这些学生的申请材料时，却发现他们的托福、SAT考试分数都很高。
作弊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令招生官们意识到，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不可完全信赖。因此，一些大学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Skype面试，但更多的大学没有精力和财力对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一一面试。这就给孔道理的初鉴公司带来了生意。如今，他们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高中生的面试申请，在高峰时期甚至面试者排队要排到办公室外面。初鉴使用一套有专利保护的技术视频平台对申请者进行面试，面试官通过与申请者互动式的交谈，除了验证其语言水平外，还对他们的应变能力、个人特质等“软能力”(Soft·Skills)进行考察。
裘有容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面试中，一名学生无意中说出，虽然他是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考托福与SAT，几乎没怎么上过学校里的课。“还有的国际班的学生号称自己修过好几门AP课程(美国部分高中开设AP课，以使高中学生提前接触大学课程，AP考试成绩成为大学录取考虑因素中重要的依据之一)，但当我就其中一门AP课的内容向他提问时，他就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说自己其实主要还是在学英语。”
裘有容十分痛恨这种瞄准美国大学的应试教育，认为这是在误人子弟。她认为，除了英语，这些学生在高中三年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也得不到逻辑思维等综合能力的锻炼。这样的学生即使通过了标准化考试去了美国，也跟不上大学里的课程。
但是中国的家长却把孩子上国际班的目标，紧紧锁定为参加“洋高考”。孔道理说，北京一家名校的国际部，精心设置了国际化的课程，请了外教来上课，但却受到来自家长的压力，他们质疑学校并没有专门针对SAT和托福的应试课程。由于担心在竞争中吃亏，这些家长还要让自己的孩子旷学校的课去外面的培训机构上课。
裘有容就提议，既然标准化考试问题重重，中国学生花这么多钱走冤枉路，为何今后美国所有的大学不能干脆直接采用中国诚信度最好的高考分数做为录取标准呢?当然，她也坦陈，这一理想的实施仍需解决很多细节问题，如今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今年，美国旧金山大学宣布，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可以不提交SAT成绩与GPA，而以中国高考分数和一个面试视频作为替代。在此之前，已有伊里诺伊理工大学、杨百翰大学和萨福克大学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在现实中，无论是把美国的SAT“玩儿”成“洋高考”，还是把中国的高考成绩引入美国大学的招生体系，都是几十年来中国“运动式留学”造成的无奈结果。
对于中国留学申请者形形色色的造假现象，孔道理并不感到太多的惊诧或愤怒，他皱着眉头反复说，“其实，这些中国学生的处境很可怜，我同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