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 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还灵吗

在本次全球经济大衰退爆发前，美国大学的体制被公认为世界的范版。连《经济学人》那时也对美国的大学赞誉有加。但是，在大衰退中，美国模式的种种病症突然爆发了出来。人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美国的高等教育。

2012年底，《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长篇报道——《谁还能上得起州立大学？》，可谓非常击中要害。

美国州立大学之创始，大概可以追溯到1795年成立的北卡罗来纳大学。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Morrill法案，即所谓的“颁地法案”，把大量联邦土地分给各州，让各州用出售这些土地所得资金建立自己的州立大学。这一“土地财政”导致了108所“颁地大学”的诞生。这些大学一直是美国公共高等教育的脊梁。不过，一直到1951年为止，大部分美国的大学生还就读于私立大学。之后美国的州立大学进入了急剧扩张时代。如今，大约1500多万的学生就读于678所公立大学中。而所谓的公立大学，除了几所军校靠联邦政府外，基本都是各州自己支持的州立大学。

州立大学对本州家庭来说，本意味着一种福利。由于有纳税人的补贴，学费低廉，大家不至于为在本州上大学而在财政上操心。这也是州立大学作为公共高等教育的意义所在。然而，最近十几年，州立大学的公共性越来越退化，改变着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

《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以一个家庭的例子，绘声绘色地对这样的变化进行了描述：科罗拉多州的Steve Joiner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读的Boulder校区的科罗拉多大学。这所学校是该州最好的大学，被评为美国30个“公立常青藤”之一，教授中有五位诺奖得主。当年Steve Joiner来就读时，本州学生的学费是1632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500美元；一年的所有费用加起来也不过4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8600美元。

如今，他非常出众的大女儿Akaysha也上同一所大学。然而，这么一位出众的女儿，竟使全家一度陷入经济危机。她的学费每年9482美元，一年总费用2.3万美元。她赢得两笔奖学金，一共7400美元，另外贷款5000美元，加起来也不过是一半多一点的费用。所幸的是，她后来又赢得两笔奖学金，共计3200美元。她的爷爷看不过去，给了她4000美元。这样，剩下的开支，就和当年父亲上大学的费用差不多了。只是她如果四年毕业的话，就会留下2万美元的学贷。

Akaysha是全校头名不说，父亲是个黑人，母亲是拉美裔。这在美国的大学录取和奖学金制度中，是最要优先考虑的。如果她拿不到许多，别人就更不用想了。难怪她父亲相当沮丧，不知道自己如何能供两个更小的孩子上州立大学。过去美国人送孩子上大学，至少有本地的州立大学保底。但是，现在这个“底”变成了很难企及的天花板。

为什么会如此？不妨看看这所大学财政结构的变迁。1980年代当父亲Steve Joiner入学时，学校1.15亿美元的年度经费有37%由州政府支付。如今，学校经费达到6亿，州政府只出9%。回想起来，Steve Joiner几乎是赶上了“末班车”。他1992年毕业，就在那年秋天，科罗拉多选民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限制州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开支。这是自1978年加州的“13号提案”后多州反税浪潮的一部分。到2000年，因科罗拉多的义务教育有落后于其他州的症候，选民又通过了对中小学增加拨款的决议。这样，一方面不让州政府增加税收，一方面要增加对中小学的财政拨款，就只有拿大学开刀。2010年，丹佛大学发表一项研究，称根据现在州政府的财政状况，科罗拉多州的州立大学体系十年内将弹尽粮绝。科罗拉多大学的校长Bruce Benson则更为悲观，声称根本熬不过十年。

如今Boulder校区的科罗拉多大学有2.4万名本科生。本州学生的学费还被控制在一万美元以下，但外州学生的学费则高达31559美元！这基本是在各州通行的规矩：外州学生的学费大致为本州学生的3倍。学校多录取一个本州学生，就赔一笔钱；多收一名外州学生，就赚一笔钱。结果，各校纷纷竞争外州学生。这样就挤占了本州学生的位置，使本州最好的州立大学越来越难进。问题是，州立大学的首要使命是给本州学生提供廉价的公共高等教育服务。州议会往往有明确的规定，本州学生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州立大学则据理力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让我们提供公共的教育，那就拿出公共拨款，否则还叫什么公共？讨价还价的结果，目前科罗拉多的外州学生不能超过学生总数的4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外55%是留给本州学生的公共高等教育的位置。2010年，校方说服州议会，把外国学生从45%的外州学生中排除另列。因为这些外国学生照标价付学费，每年带来3千万美元左右的财政收入。再看看其他大学：以工程著称的Purdue大学，外国学生比例已从2009年的9%涨到今天的17%，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伊利诺伊大学今年的新生，13%是外国学生。可以想见，用不了多久，科罗拉多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将不会是本州学生。

这并非一个州的现象。从2000到2011年，计入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各州政府对州立大学的财政支持降低了21%。加州大学体系的下降率达到25%。世界名校密歇根大学获得的州财政支持下降了26%。2002-2003年，密歇根大学还能让州政府覆盖33%的经费，如今州政府只管17%。一句话，州立大学的大部分经费要自己解决，州政府往往连三分之一都管不了。以后有的州甚至有出现零拨款的可能。渐渐地，州立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是缴纳和私立大学差不多的高学费的外州学生和外国学生。这样，州立大学作为“公立”岂不是名存实亡了？

回顾历史，美国在公立小、中、高，乃至大学的普及上，都一路领先，这被公认为美国主导世界的基础。但是，在21世纪普及高等教育方面，美国却开始落伍。美国人依然拒绝把高等教育纳入全民福利的框架，许多家庭不得不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支付大学费用。州立大学的公共成分越来越少。而在欧洲，除了英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大学教育基本纳入全民福利，有志求学者可以免费或廉价读书，主要由纳税人埋单。论者指出，欧洲的廉价大学，普及了高等教育，使更高比例的国民能够参与高科技的竞争，并分享其利润。美国则认为高等教育不是“免费午餐”。要吃的人多，这“午餐”的价格就越来越贵，最终抑制了大学入学率的成长。美国虽然目前是高科技的领跑者，但高科技的“人才生产线”无法保证供应，导致高科技人才稀缺，价格昂贵。这就使新经济所创造的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贫富分化。有知识和财政资源支持孩子上大学的人口规模，也难以迅速成长。面临这样的前景，美国的教育界和企业界人士怎能不忧虑？